陆垚朝韩府内走着，一边开始思考起自己接下来的仕途之路到底该怎么走。对于殿试方面，陆垚其实是不担心的，真正要考验的，其实是陆垚在入朝之后怎么在政治漩涡当中存活下来。

宋仁宗统治时期，出过非常多有名的大臣。可以说，整个宋朝最重要最贤明的大臣，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宋仁宗时期。或者，中国古代最重要最贤明的大臣中，宋仁宗的手下占据了半壁江山。

政治方面有：范仲淹、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张方平、吕公著、曾公亮……

文学方面有：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晏殊、张先、柳永、苏舜钦、梅尧臣……

书画方面有：黄庭坚、米芾、蔡襄、范宽、许道宁、郭熙、燕文贵……

经学方面有：孙奭、刘敞……

理学方面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吕大临……

哲学方面有：胡瑗、孙复、石介……

科学方面有：沈括、毕昇……

对于这种盛世图景，苏轼曾赞叹道：“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明代的大哲学家李贽也赞叹道：“鉅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说起来，如果比名气的话，宋仁宗在名气上，甚至根本就比不上他的很多大臣。那么，为什么宋仁宗时期，会出现那么多名气超过宋仁宗的大臣呢？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仁宗”是不多见的。真正被称为“仁宗”的，只有六个：宋仁宗赵祯、西夏仁宗李仁孝、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永琰。不过，虽然有六个“仁宗”，真正名副其实的，其实只有宋仁宗赵祯和明仁宗朱高炽两个。西夏和西辽属于少数民族国家，评价标准不一样。元朝和清朝的两个“仁宗”，说起来并不算“仁”。同时，就算仅剩两个“仁宗”，明仁宗朱高炽也不太有资格，因为他仅仅当了10个月的皇帝。这么短的时间，显然不太能够说明问题。

由此可见，真正有资格被称为“仁宗”的，就只有宋仁宗。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被称为“仁宗”的皇帝很少呢？

这是因为，封建社会是皇权社会。皇权社会本质上是独裁社会，它要求皇权必须绝对强大，就是说，皇帝要有绝对的权威。所有的大臣，都必须服从皇帝的统治，听从皇帝的安排。皇权制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而加强中央集权，除了削减地方权力以外，就是削减朝中大臣的权力。

中国古代对宰相的使用，就能够集中体现出大臣权力的减弱，以及皇权的加强。秦汉的时候，宰相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宰相有时候权力比皇帝还大，而且秦汉时期，还会不断地出现权臣。这些权臣都非常有名，很多甚至直接威胁着皇位的稳定。

不过到了隋唐以后，皇帝渐渐地增加了宰相的数量。因为增加了宰相的数量，也就相当于给宰相分权了。除了增加宰相数量，设置左右宰相以外，宋朝的时候，还专门设置参知政事。本来已经有副宰相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又是副宰相，这样宰相的数量就更多了。

到了明清时期，从朱元璋开始，干脆就取消了宰相的职位。只设置内阁。内阁并不是宰相，他们只是直接执行皇帝命令的部门，他们没有任何敢于独自商议及处理朝政的权力。

而一个皇帝之所以被称为“仁宗”，就在于他会把更多的权力让给大臣。他会更多地和大臣们商量着办事情，不会独断专行。

宋仁宗被称为仁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历史上曾记载，宋仁宗想要给他的爱妃张贵妃的大伯封一个官，而且还并不是很重要的官。同时，张贵妃的这个大伯也并非没有能力。但是大臣们因为觉得这是宋仁宗在搞裙带关系，因此，群起而攻之，极力反对。像包拯这样的大臣，由于在宋仁宗面前极力争辩，甚至还把口水都喷在了宋仁宗的脸上

这种情况，在其他朝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其他朝代，皇帝想封哪个大臣，就封哪个大臣，哪里会征求大臣的意见。因为所有征求大臣意见的做法，就相当于是和大臣分权，这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作为一个大臣，最重要的做法，就是揣摩圣意。揣测皇帝在想什么，然后去迎合他。

当然了，宋仁宗还有其他很多关心老百姓，关心手下的事情，比如害怕别人责备没带水的太监，于是就忍住口渴不喝水。想喝羊汤但怕御厨辛苦，于是也忍着不喝。

不过最主要的“仁”，还就体现在和大臣分权上。

和大臣分权，因此就很突出大臣的地位。这样一来，大臣的名气，就变得比作为皇帝的仁宗更大了。

可能大家对于宋仁宗是陌生的，但是对于宋仁宗时期的朝臣是不陌生的，宋仁宗时期，有我们熟悉的韩琦、范仲淹、甚至是宋词的豪放派代表诗人苏轼，都是这个朝代的人。

本来，这个朝代有了这么多的名人，应该出现的是众星捧月般的迹象，但是可能是由于这些星星太过于闪耀，甚至都有些遮挡了月亮的光芒。因此，宋仁宗本人在整个宋朝历代帝王之中并不显声名。但是，在这个朝代，能够涌现出这许许多多的人才，就可以看出这个朝代也是非同一般的，这个朝代的帝王一定也是个爱惜人才之人。宋代的政治制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权力的制衡。宋朝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二府三司制度。二府是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中书门下负责民生事务；

枢密院负责军政事务。三司是指度支、盐铁

（本章未完，请翻页）

、户部。在这些机构中，不同的机构负责不同的事务，互不干涉，相互制衡。宋朝的台谏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其他所有的权力机构都是分开的。哪怕是高高在上的

丞相也不可以管辖谏官，谏官不受两府的限制，就算是皇帝，也会受到知制诰和封驳司的双重限制。

比如，皇帝的召令如果不合理，那么知制诰就可以封还。而封驳司则是对于已经成文的诏书封还并加以审议。这种制度就使得宋朝的官员地位极高，官员的才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

所有纠错的政治制度的建立，都会涉及到帝王，然而没有帝王的配合，这些制度就无从提起。赵祯他都可以为了不铺张浪费和责罚下人而忍耐**；大到国家中的其他事情都可以一板一眼的按照规则来行事。

虽然这个帝王在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克己复礼，按照规矩办事。但是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

比如追谥张贵妃为温成皇后，这可以说是宋仁宗执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和官员对着干，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史书都见证的偏爱了。

由于宋朝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制定的基本国策就是以文治国。因此，宋朝的文官和文人士子都有着极其高的地位。

这些地位也体现在官场之上。正是由于宋朝的帝王给了宋朝的儒家文人士子以极大的脸面，因此宋朝的儒人士子一向以引导、规谏皇帝为自己的职责。台谏官可以“风闻上奏”，不必一定要找到切实的证据。宋仁宗时期的官场环境就是十分宽松的。台谏官们可以随时上奏弹劾某位大臣甚至是皇帝。当时的士大夫认为，只有直言上谏才是臣子应尽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