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天启二年（1622），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大奇之），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一个五十两），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并不这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既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失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儿。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无需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赵率教答：“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儿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就会故伎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他一个问题：“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人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儿被人给砍了。正当赵率教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