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应元有些慌乱，这一开这个头儿，造成无数血仇可就化不开了。

江南的人，谁不知道，军头高杰的未亡人邢夫人，现在居然握住了兵权后，接受了帝都的支援，却恶狠狠的将魔爪伸向了南方的各州，声言谁敢称帝就打谁。

何必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惹来兵灾啊。

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就是这样了，如果真是苦主上门，外乡人和本地豪绅之间的PK，自然是有所偏向，但是现在，人家一看就是传说中的帝都来人，和人家硬顶，不是给全城百姓惹祸吗。

阎应元不断在下面喊话，当然了，似乎也是没用。

不过，远处的土路上，远远的却奔来一群人，他们虽然手持农械，却是气势汹汹，却不是传说中的宗族大军不是？

“有意思。”

李向前指了指，说道：“江南这地方，不比北方，宗族权势太大了。”

阎应元有些冒汗，说道：“这都是不明真相的乡民，待我去劝服一下。”

看着李向前似乎见鬼一样的眼神，阎应元赶紧奔过去，和那些听闻曹家出了事后，就奔袭过来的宗族壮丁们解释起来。

这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又坏了。

什么？北方人来我们这里抓人，你不但不拼命阻拦，还在这里让我们散开，对了，你小子也是北方人！

果然都是一丘之貉啊。

阎应元也被骂了不少，作为外地人，他为了在此地站稳脚跟，确实需要付出很多，做事要公道，每日勤奋不敢懈怠，最关键的是，统治基础可就是这些人啊。

曹家既然是做了几十年的举人，虽然考了几次帝都的科举，就因为那些东林党把持考试把持的太厉害，吃干抹净太恶心，因此早就放弃了，但是靠着这个举人身份，原本一个被讥讽歧视的屌丝穷秀才，才一下子变成了拥有千亩良田的大人物。

作为曹家的头面人物，曹举人可不能出事，曹举人出了事，之前投献托庇逃避的农税，不就又要交了吗。

虽然那十几个疯疯癫癫的家伙也嚷嚷着什么免钱粮，但是外乡人说话哪有自己人说话可靠？曹举人说他们是该死的，他们自然就该死。

朱元璋大小就吃苦。

因此当了皇帝，作为一个可以歧视一下读书人的人物，他思考的方向却有些不对。

他想的是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大明朝的体制建立起来，就可以延续下去，什么匠户做工，军户当兵，多么和谐，多么……

同时，只有鬼才知道朱元璋小时候那些奸商给他留下了多么可怕的印象，估计那些人算是对中国的商业发展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仇视商业不是一句空话。

比起南宋时候，大半收入，哪怕只有江南半壁，都可以找机会与北方敌人抗衡。

朱元璋对商业的作用缺乏认识，在对待商业的国策上，充满了倒行逆施，纵观中国历史，虽然一直有农本商末的看法，但从汉唐到两宋，商人的地位还是在不断上升的，商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姓，也越来越高，到南宋时，甚至已经取代农业，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哪怕是异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朝，商业也同样兴盛发展。

其实商业的本质在于流通，除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外，兴盛的商业还必然会为整个民族，注入开放、进取、自由的风气，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国家是不会变得死气沉沉的，而当一个地方的优势产品，可以在这个帝国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而那些分离主义倾向，会在第一时间被这些产业者活活打死。

但小农出身的朱元璋，看不到商业带来的好处，而只看到这种流动对小农静态经济的冲击，因为他的家庭，是在一次次的社会波动中，由自耕农沦落为佃农，由佃农而终于几乎全部饿死的。也许是同年的经历过于惨痛，使他终生都在追求一种稳定无波的国家状态，为此要极力消灭一切会引来社会波动的因素！

估计，就是某位奸商老兄，给幼小时期的朱元璋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吧。

明白了这一点，再去解读朱元璋，便会理解他建国后的所有行为，基本上，朱元璋的治国之道，便是左手消灭贪官污吏，右手着力打击富商和贸易，并终身致力于，让所有人都按照他分配的角色，一辈接一辈的不要改变。

他并不是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理想国度，他的所作仍然是为了自己的江山可以千秋万代，因为对读书人的鄙夷，和对自己白手起家、建立偌大帝国的骄傲，朱元璋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意见，坚持按自己的经验，构建他的帝国，他相信当社会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大量的小农将失去家园和土地，也就失去了厌恶社会波动的特姓，最终由社会的稳定因子，变成毁灭社会的恐怖力量……曾经种过地，放过牛、当过和尚、要过饭，最终走上造反道路的朱元璋，比谁都坚信这的一点。

所以，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仇富、最歧视商人的皇帝。他认为，只有那些汗滴禾下土、种出粮和棉的劳动才是劳动，而商人们整曰游手好闲，从来不生产任何产品，却过着富比王侯的奢华的生活，显然，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和贪官一起，是造成贫富悬殊的罪恶源泉，必须要从自己的国度中清除。

所以朱元璋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非法的，不承认商人的身份，在户口制度空前变态的明初，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户籍，当兵的一辈子都是军户，当匠人的是匠户，还有民户、灶户、铺户、酒户、医户、菜户，就连失足女、龟公都有个乐户，但商人们却没有自己的户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帝国政府无视，但个人的力量想要改变社会规律是不可能的，哪怕强如朱元璋，也不可能扼杀社会的需求，这在明初时尚不明显，因为当时国家十室九空、赤贫如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才是最主要的，对商业需求在历史的最低点，但经过几十年的复苏，随着经济的恢复，以及强势皇帝的入土，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但悲哀的，大明并不能像前朝那样从中获益，太祖不承认商业，商业税自然无从谈起，这种会深刻影响社会的东西，如果没有借助开国时天翻地覆、任君勾画的朝气制定下来，想在后来加上，往往就千难万难了。

因为商人们早就依托各种户籍，从事经营活动，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官员贵胄，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朝廷想收商税，无异于虎口夺食，得先斗得过那满山的老虎才行……且因为朱元璋的愚蠢态度，让反对商税的官员，有了祖宗法度这面无敌神盾，谁也攻不破，谁也奈何不得。

朝廷不能因商业的繁荣而强大，商业的繁荣也对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灾难的省份没什么帮助，相反的是，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去阻拦收取商税的行为，其实还有些不可告人的因素，比如说官员们大都是南方人，不想让朝廷打富人的主意之类。总之，在这个割裂的帝国中，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却在南方。

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是，儒生。

我们之前说过，三代贫农，慢慢养出来一个可以脱产读书的人，如果运气好，基因好，说不定有机会中个秀才。

秀才已经是每个县最顶尖的人物了，而每次秀才考举人的乡试，录取率基本上都是个位数的百分比，5%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