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岱自身看来，作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士大夫，过的比别人好是天经地义的，大明朝制度不好，使得士大夫很穷，用一些手段也是很正常，他记得小时候起家族中的长辈就经常商议今年遭灾的情况下如何将那些土地夺取过来。

中国传统上追求自耕农，自秦汉起，常有王朝为此而发布诏令限制地主阶级，阻止自耕农下降，封建皇帝的权力不是建立在地租的大小之上，而是建立在臣属人数的多少之上，后者又是由自耕农民的人数而定。

以某人比喻，皇帝是牧场主，他的利益是牧场里的羊又肥又多，他自己一个人却也是管理不了那么多羊，于是只能将权力委托给牧羊犬。

牧羊犬的利益所在却不是羊群的繁荣，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和牧场主是雇佣关系，大家是合作的，虽然我要听你的，虽然偶尔牧场主会弄死几只牧羊犬，但对牧羊犬来说，尽可能的趁着牧场主无法发现的情况下，多多偷吃杀死羊，让自己有肉吃，才是根本。

大多数时候，牧场主对于这种行为，是不喜欢的，但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毕竟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他自己给牧羊犬发工资也是要发羊肉的嘛。

而羊群当真是可怜，他们只能努力吃草，希望牧场主和牧羊犬不要那么凶狠来吃到自己，宁可去吃别人，而与此同时，偶尔会有几只羊可以完成阶级跨越，成为牧羊犬，转而更加凶狠的吃自己原本的同类去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好，但牧羊犬最大的任务，对内是搞好牧羊工作，对外是抵抗狼群，很多时候，牧羊犬发现，自己由于把精气神用在了欺负羊群，十几岁就把身子骨抽干在那些丫鬟身上，导致根本不是那些十几岁就在马匹上成长，稍微不健壮就直接可以去死的狼群民族对手。

但牧羊犬也发现，狼群的目的不是杀死自己，而是掠夺羊群，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狼群来袭，牧羊犬叫声比谁都大，各种抗战声音响起，但他们永远都躲在帝都或者重庆写一些道德文章，但要求他们做出牺牲是万万不能，而任由狼群掠夺羊群，牧羊犬却可以永远都是，高标准要求他人，低标准要求自己。

羊群自然说的是农民，站在大明时代的各种情况下，一个农民想要保住自己的家庭与尊严，几乎是不可能的，靠天吃饭，经济地位是不稳定的，它分散、细碎、脆弱，一遇天灾人祸或横征暴敛便可能家破人亡，成为失地农民，进而就是真正的不稳定因素了。

当然了，如果仅仅如此，长老们也不会如此仇视，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一直无法解决，经济失败者的生存问题。

美国拥有三个黑土地之一，拥有世界上第一大的存粮耕地，间接控制住无数土地，每年丢弃的食物可以养活几千万人，不值钱，自然可以叫嚣物竞天择。

而在大明，在没有新式水利设施、没有化肥、没有育种工业，一个农民破产几乎就是一次天灾的事儿。

可以说，能支撑到今天，全靠大航海时代，来到东方“学**”的白人，在南美屠杀土著掠夺来的白银，前来辛辛苦苦的购物，让许多人可以开工做事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明末是不存在的。

地主制度，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工业革命，大商人喜欢的是利用高利贷手段，以及物价涨幅赚钱，但他们赚了钱后，不可能进行产业升级这种傻事，把他们的钱财投向农村，多置田宅，变成地主或兼地主。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就是这个意思。

不肯这么做的，董小宛的经历告诉大家，分分钟就是主心骨死后破产破家。

张岱对这种事不仅仅是司空见惯，而且是觉得本就是正常，但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能说啊。

比如那淋尖踢斛、大小斗，高利贷印子钱的种种方式，把这些花样弄出来，可是实实在在把人家的底子露出来了。

“这太阳报和这个什么日报，都是什么人在写，简直有辱斯文，有辱斯文！”

一想到读书人去揭开读书人的画皮，张岱的痛恨程度自然更高，所谓敌人不可恨，汉奸才可恨，不外如是。

这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也是大家上下一心对付老百姓的方式，即使普通农民不是傻子，但也只能认了。

在大明朝原本的历史上，大诰几乎是老百姓仅有的护身符，但在朱元璋死后基本上就人死法废，原本其规定：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也就是说，如果有官员贪婪，上司不管的话，任何良民都可以直接将贪官抓到京城来。

但是，一旦这样的皇帝死去，后面的人却不可能愿意花费这样巨大的代价去维护这样一个动摇统治阶级的法律了，况且这样东西确确实实不存在可操作性啊。

张岱看着这些报纸，却也是渐渐发现了一些事情。

在这些报纸上，大多都是白话，直来直叙毫无文采，同时对于儒学毫无尊重，连基本的避讳也做不到，经常有直接提及圣人的事情。

以张岱看来，写这报纸的自然必须是饱学之士，这可是真正的喉舌所在，同时悄悄记下，准备改日去看看这些报社的所在。

同时，也被张岱找到了突破口，律师们。

帝都的律师群体，比起前朝大明朝时代，讼师的悲惨，由于他们是直接对抗官府压力的，也很有很多时候，从官府口中夺取利益，因此被打压是很正常的。

但在帝都，律师们通过考试注册，或者持有临时上岗证，其为人辩护的权力也得到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