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三十年之内，朱敬伦都不想招惹英国人，因为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这是英国人的时代，任何人，任何国家在这个时代挑战大英帝国，都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但对于苦力贸易中存在的人性恶，让朱敬伦难以接受，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耻辱，更让他这个带有新中国老时代人身上那种不容侵犯的尊严感的人难以容忍。

谈到苦力贸易，后世的年轻后辈想到的，可能只局限于长途游船舱底超高的死亡率，只局限于美国铁路枕木下的华人尸骨，甚至拜一些美化的影视剧所赐，很多人眼里的苦力贸易恐怕是浩浩荡荡的下南洋，是一个个白手起家的巨头的美好故事，是旧金山英雄主义的黄飞鸿传奇。

可设身处地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真正沦落到苦力境地的老百姓，他们根本感受不到半分影视剧中的浪漫氛围，他们感受到的只有恐惧，只有绝望。

后世甚至在国家的宣传中，下南洋都带有一种正面色彩，把这个历史事件描述成中国人在海外拼搏的精神象征，可中国人是一个最讲乡情的民族，人离乡贱，但凡有点办法的人，谁愿意远离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呢。

而苦力则是其中最没有办法的一群人，他们有的只用了几块大洋就将自己的未来，甚至生命卖掉了，然后他们被像垃圾一样塞进污秽的船舱，连伸脚的空间都没有，一路送到南洋的矿坑里，没日没夜的干活，忍受着皮鞭的抽打和繁重的苦役，大多数人进了矿井，就再也没有出来的一天。

相比而言，南洋由于中国人已经深耕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他们比西方殖民者来到这块土地更久，因此多少还有一些依靠，有的苦役劳作期限满后，还真的有机会恢复自由。那些被贩卖到美洲，尤其是中南美洲的苦力，基本上没什么活路。他们在秘鲁的粪场工作，污秽的空气过早的侵蚀了他们的健康。在古巴的种植园中工作，动辄被施以酷刑，常有苦力被鞭挞至死。

这个时代，似乎真的像信奉信教的英美和西北欧国家描述的那样，“信奉天主教的人道德低下”，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罪恶累累，美洲的印第安人几乎倍西班牙人灭绝，而葡萄牙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最早在中国开始苦力贸易的国家，就是葡萄牙这个小国，他们从明朝手里骗取了澳门，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这个单纯的国家和淳朴的人民的伤害。

在英国人的记载中，早在大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葡萄牙人就开始拐带儿童（其中很多出身于名门）至印度卖作奴隶……这些中国奴隶及家仆们大部分是当他们年幼时就被骗子从村里拐出来卖给葡萄牙人。……被拐小孩的平均售价为12两至16两银子，他们大部分是广东人。

大明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贩卖人口，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规定“禁买人口。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估怯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

到了清朝，继续限制，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时候，官府下令：“禁卖贩子女。凡在澳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详定之例，分别究拟。”

但是葡萄牙殖民者对此置若罔闻。18世纪末以后，随着开发美洲殖民地的需要，他们在澳门变本加厉地发展苦力贸易。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葡萄牙人从澳门掠去几百名苦力，运往巴西种茶，不久全部死亡。

甚至连葡萄牙在澳门传教的主教也直接参与掠卖中国人口的活动，他们拐买中国妇女进行训练，然后送到果阿供殖民者奴役，与印度等国妇女一样充当奴隶，命运十分悲惨。

西班牙在早期苦力贸易中倒是作恶不多，但不是他们不想作恶，而是他们没有机会，他们没能在中国取得一个立足点，但是贩卖黑奴的事情就没少做，同时屠杀华人最多的，就是西班牙人。

当这两个小国的辉煌时代结束之后，他们依然没停止对中国人的伤害，他们的殖民后代，中南美洲的庄园主们，正是奴役华人的主力，天高皇帝远，他们动辄对华工施加酷刑，甚至直接草菅人命。

相比而言，在英美殖民地上的华人苦力，境遇相对好一些，至少没有那么阴暗。比如美国人虽然役使华工，但是少有南美种植园中的鞭打监督。但这不是美国人道德高尚，流放犯和人渣建立的美国，谈不上什么道德感。只是他们的经济模式使然，在美国西岸的华工，主要是雇工，美国人给工资，用不着鞭打，这些勤劳的中国工人就能老老实实干活。

但美国资本家对待工人绝对没有那么仁慈，尤其是对待华工，虽然比种植园主好一些，不会动辄鞭打甚至虐杀，但却采取欺骗的手段，比如让华工去做最危险，没有白人肯干的工作，其中包括安放无比危险的硝化甘油炸药的工作，引爆的工作等等，因此美洲华工的死亡率才那么高，才被描绘成每根枕木下都埋葬着一个华工的尸体。

朱敬伦在后世见过一些即便知道华工遭遇的人，他们也只是嘴上哀叹两声，并没有多么的痛彻心扉，朱敬伦不认为他们是对历史无视，朱敬伦觉得，恐怕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体味出苦力贸易中的耻辱来。

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苦力贸易由来已久，但是在鴉片战争过后突然爆发，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的历史背景是，从183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废奴运动，一些富有人类良知的社会精英，开始猛烈的批评这种泯灭人性的贸易，最终英国在1833年废除了奴隶贸易，并且派出军舰在全世界打击奴隶贸易。

由于英国是世界霸主，他们的行为具有带动效应，又有海军的打击，各国慢慢的开始废除奴隶制，过去的西班牙殖民地大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委内瑞拉从1821年开始渐进解放奴隶，1854年全部解放。智利在1823年，墨西哥在1829年，法国在1848年，秘鲁在1851年，荷兰在1863年先后废除了奴隶贸易。

可是这些殖民地却积蓄劳动力来开发怎么办，此时早就出现，一直不温不火的中国苦力贸易随着鴉片战争打开国门，而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于是苦力贸易才突然间爆炸式增长。

只要明白这种背景，所有的中国人就该为此感到耻辱，因为华工的苦力贸易，在事实上竟然是为了代替奴隶制的，华工原来是非洲黑奴的替代品，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情景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在南美洲的西班牙后裔庄园主的大种植园中，被解放了的黑奴，拿起了鞭子当起了监工，而他们监督的对象正是从中国源源不断被贩卖来的华工苦力。

据一些历史记载，黑人监工还非常看不起华工，因为他们觉得华工抽鴉片，是低等人，是的，当黑人都能拿起鞭子开始鞭打华人的时候，华人还怎么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低等人呢。

朱敬伦不是种族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华人比任何民族，包括黑人更高等，但更不能认同华人比任何民族低等，恰恰相反，华人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优秀的种族之一，不但他们的祖先创造出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且在21世纪，中国人通过改正历史错误，又开始不断的创造奇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将成为19世纪以来，第一个在经济上超越美国的国家。

但先人的辉煌在前，后人的成功在后，朱敬伦现在生活在当下，他虽然对未来充满信心，眼下的耻辱他能够忍受，但绝对是有底线的，他可以忍受英国人坚持的治外法权，他可以接受英国人压迫下的低税率，但他不能接受白人甚至黑人都不把华人当人的现状。

因此哪怕是在这个最不合适的时候，要跟辉煌顶峰的大英帝国对抗一下，朱敬伦也别无选择，就好像当年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新中国要跟美帝对抗，后来还要跟苏俄、美帝同时对抗一样。

于是当朱敬伦从北亰回来之后，结束了跟满清的军事斗争之后，他就开始抓紧时间全力打击苦力贸易了。

第一步现在本国内部进行，朱敬伦直接签署发令，宣布苦力贸易为非法，接着警察部门出动立刻抓捕大批帮助洋人贩卖自己同胞的苦力头子。

此时抓这些人，绝对不是无法可依，哪怕他们犯法虽然在朱敬伦签署新发令之前，大清律也不支持他们这种行为，甚至从明朝开始，他们这种行为就是一种非法行为了，因此抓捕他们绝对有法可依，而且更是民心所向。

老百姓实在是太仇视这种人了！

但这种人却不太好抓，因为敢干这种买卖的人，往往都是背景深厚的帮会分子，他们有敢于跟官府对抗的勇气，一时间暴力冲突不断，但朱敬伦意志十分坚定，该抓的一定要抓！

可这一抓，不但抓出了社会底层的毒瘤，拔出萝卜带出泥，还牵扯出了大批官府丑闻，原来做这种缺德事的，不仅是一些亡命之徒组成的帮会分子，竟然还有一些官员参与其中，他们是这些不法之徒的保护伞。

于是一场打击苦力贸易的行动，不但让社会底层暴力冲突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帮会成员跟警察甚至军队武装冲突，连官场一时间都震动了，震动的规模之大，让朱敬伦都感到有些不淡定了，一些高级官员，甚至连陈芝廷这样比较正直的官员，都上书朱敬伦，希望暂时停止行动，以防事态扩大。

“法不责众吗？”

看到一大群高级官员的态度后，朱敬伦不由心中冷笑，他不相信这些官员都牵扯其中，可能有一两个，但大多数应该是清白的，他们只是想息事宁人。

但朱敬伦这次还就真的不想息事宁人了，中国官方自古以来就没有绝对的原则性，到了后世甚至导致了一旦说出“原则上”如何如何的话语，那反而代表着是可以变通了，原则二字被中国官员用的在语境上反而带有相反的意思，不得不说他们也真是太有本是了，难怪老百姓一直不信任官方，凡是官方倡导的，老百姓本能的就觉得不靠谱。

朱敬伦一直以来都苦恼本国政府没有公信力，为老百姓不信任政府而头痛，但这不能怪老百姓，要怪就怪官府太不讲原则，他们是一个公共部门，却不能大公无私，那么如何能有公信力？

他们不够刚直不阿，却不能怪他们个人的道德，而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执政惯例，中国的官员和官府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讲实利和权谋的政府，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是选择危害性最低的，而不是最公正的，因此如果是一个人伤害了一群人的利益，他们愿意制裁那一个人，但如果是一群人损害了一个人的利益，他们很可能会息事宁人任由那个人受损，因为让一个人受损的对官府自己的危害最小。

可长久以来这种权谋式的行事方法，让官府自己制定出来的制度甚至法律，慢慢就失去了威严感，既然规则是随时都能打破，能够因人而打破的话，那么谁还会遵守规矩，只要大家都不遵守的时候，就可以大胆的践踏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苦力贸易牵扯的人太多了，于是官府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以免引起对官府之身的危害，为此他们可以不顾原则，不顾法律。

但朱敬伦真的铁了心。

在4月底，打击行动进行了整整一个月之后，最大的反弹行为发生，有人开始带人冲击广州府衙，打死打伤十多个衙役，试图劫走关押在大牢中的要犯之后，朱敬伦依然不妥协。

“把五坑军从福健调回来！”

朱敬伦决定戒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