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上海商场始终不平静，尽管贸易量增长极快，华洋商人都获利颇丰，但是关于利益的冲突始终持续不断。

其实争执的本身，利益只是导火索，根源其实还是一种权力之争，一种主导权之争，一种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

在洋人来到上海之前，毫无疑问上海这个口岸都是华商说了算，以十六铺码头为中心，这里是粮食、大豆集散地，相伴而生的贸易十分繁盛。

第一次鴉片战争之后，上海建立了租界，商贸中心从十六铺转移到了相邻的外滩，贸易规模急剧扩大，很快就从过去的粮食买卖转移到了以丝茶出口为中心的贸易情况。

表面上看，洋商跟华商的合作是相得益彰，洋人没有能力进入内地市场，于是雇佣买办代为采购，历史上对买办的抨击声很大。可事实上，跟洋人冲突最剧烈的，就是这群买办，因为他们跟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大。

第二次鴉片战争之后，洋行加买办的经营模式，已经在上海确立。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英国人发动鴉片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清政府限制贸易，不允许普通商人直接跟英商进行贸易，所以在鴉片战争结束后，他们就强迫清政府开放了洋商跟普通商人进行贸易的渠道。

历史上清政府之所以选择十三行垄断对洋人的贸易，其实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华洋之间的贸易冲突很多，经常有华商以次充好欺骗洋人，欺骗洋人货款的情况，也有洋人欠下华商巨款的情况。

一次有商人欠下了英商货款，结果英国人闹到了乾隆哪里，乾隆觉得丢了人，就责令十三行双倍赔偿，并且发配了那些欠人货款的本国商人。但后来美国人欠潘家巨款，清廷就根本不出面，导致潘家把官司打到了华盛顿也没能要回债务。

随着这种冲突日益频繁，清廷才发明了这种十三行包买的方式，只让那些财力雄厚，名声良好的商人跟洋人做生意，结果证明这种方式确实有效，各种冲突大大降低，互相之间的信任也增加了，东印度公司每年的结余往往直接存在伍秉鉴这样的大商人处，而这些大商人也经常给东印度公司放贷，甚至通过东印度公司等机构向外投资。

鴉片战争之后，十三行被解散，洋人获得了跟所有华商进行直接贸易的权利。但是这时候，他们发现，过去的那些欺诈行为又出现了。他们不信任华商，华人也不信任洋人，结果洋行们依然得借助中间人的力量才能做生意。这才出现了买办阶层，一定意义上，是洋人自己又循着过去的道路，走回了十三行时代。不一样的是，包买商从过去的十三行行商，变成了大大小小的买办而已。

过去他们跟华商之间的冲突也回来了，甚至跟自己找来合作的买办也冲突不断。

但真正发展到华洋两大商业群体集体对立的情况，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第一次大的冲突，是1866年的时候，最大的洋商怡和洋行跟自己的买办的一次冲突。

那年11月，英商惠托尔兄弟向怡和洋行购买200-300包丝绸。12月中旬，怡和洋行买办邱其侩先后将50包货发给惠托尔兄弟的经纪人。邱其侩虽然是怡和洋行的买办，但更像是独立商人，他只有在货物全部送达买方后，怡和洋行才会向其供应商支付货款。因供应商催款，怡和就将本地钱庄出具的两张庄票交给了邱其侩，邱将此两张庄票经义沃钱庄支付，但该钱庄随即破产，供应商依然没有收到分文。

此时，怡和洋行跟自己的买办产生了冲突，怡和洋行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庄票，此一款项与自己无关。邱其侩又不想自己承担这笔损失，在供应商的逼债下，他向上海最高法院起诉，状告怡和，要求支付丝绸款。

这件案件，由于是洋行跟自己的买办之间的官司，因此算是一件稀奇事。所以当地报纸大肆报道，尤其是《北华捷报》更是连篇累牍，所以传播极广。

在法庭上，邱其侩认为自己担任怡和的代理人已经有3年多，他的采购行为是代表怡和的，因此怡和有义务向供应商付款；而且这种付款必须以供应商收到真金实银为准。

但是此时怡和洋行做出了一件打破中国商人传统观念的行为，他们否认了邱其侩的身份，不承认邱其侩是他们的买办。

这大大的刺激到了本地商人的世界观，中国商人做生意，也将传统人情夹带其中，在他看来这种感情比什么都重要，为此他们之间的生意甚至很少签署正规的协议。邱其侩跟怡和洋行之间就没有什么委托协议，完全是君子式的口头约定。但是大家合作了很多年，不但邱其侩，就是跟怡和洋行有生意关系的中国商人，也早就认定了邱其侩就是怡和洋行的买办。

可是怡和洋行竟然在几万两银子面前，否认了自己的买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背叛，是一种弃车保帅的举动。

怡和洋行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认为自己既没有付给邱其侩年薪也没有付给他佣金，邱其侩就不算是他们的买办，哪怕双方合作了很多年，那也只是合作关系，邱其侩不能代表怡和洋行。

至于这批货款，怡和洋行已经支付了庄票，应该视为完成了付款义务，后来发生钱庄倒闭的意外，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风险和损失。

双方各执一词，但最后，还是怡和表示妥协：只要邱能撤诉，怡和愿意另以真金实银支付货款。如此一来，怡和在此单生意中损失8万两银子，《北华捷报》认为这还是合算的，毕竟怡和因此保住了在中国的声誉。

这件案子以怡和洋行权衡利弊，以损失挽回名誉结束，但是影响非常坏，直接冲击到了华商的世界观。

华商觉得，连怡和这样的“东方罗斯柴尔德”也会在需要的时候，拒绝承认那些实际为他们服务的买办的身份，这是个危险的行为，这让他们对洋人充满了不信任，他们认为有必要堵住这个漏洞。

上海的中国丝绸行会首先行动起来。

行会出台了新的行会规则，并且提交给了上海道台，并知会外商商会。

丝绸行会规定所有交易必须经过行会授权认可的通译（翻译，其实就是买办），否则不得进行。这一规定，让那些未经过在中国行会注册的买办及其背后的洋行，失去了直接向中国商行采购的权利。

同时在结算方面，行会提出，虽然华商们都希望进行现款交易，但毕竟数额巨大，而且丝绸的品质鉴定相当复杂，现款交易似乎并不现实。因此，行会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外商可以先提货后付款，但货款必须在丝绸装船运往海外之前全部结清。只要货款未能全额付清，该批丝绸即使已经装船，也不得视为外商的财产。一旦发生意外，比如期间洋行倒闭，承兑的钱庄或银行破产，则华商可以取回该批货物。此前，只要货到了外商手中，即使分文未付，外商也将其视为自己的财产。

上海丝绸行会的这种规定，显然对华商的风险进行了规避，因此洋人极其不满。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在上海口岸的中国商人非常团结，谁敢不经过行会而跟洋人私自做生意，都会受到全体商人的抵制。结果洋商最后只能屈服，毕竟这个时代，还是中国商人的买方市场。英商不跟这些行会合作，法商会合作，比利时商人会合作。总之他们遇到了十三行时代的窘境，那就是蜂拥而至的洋商，无法跟用各种中国式关系拧成一股绳的中国商人集团对抗。

商业竞争，说白了还是一个财力的竞争，零散的西方散商在这个时代确实还无法跟垄断经营了几个世纪的中国商人集团竞争，但是时代在改变。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让从伦敦到上海120天的船期，缩短到了55天到60天，洋人突然不需要提前储备半年的货物了，他们进货变得从容了，他们不需要跟财力雄厚的大行会直接提货，而可以慢条斯理的使用他们培养出来的买办深入内地进货了。电报的开通，也让他们能够紧跟欧洲的市场行情，极大的规避进货的风险，技术的进步，让他们的力量变得强大了。华商是有本地优势，但是他们掌握的是世界市场的优势。

此消彼长之下，洋人觉得自己实力强了，越发不愿意接受中国商人组织的不平等规定。

洋人的第一次反击是在茶叶贸易领域，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规定只准蒸汽轮船通行。大量的蒸汽轮船迅速地取代飞剪船，投入东西方的航运。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0-80%比重的英国，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缩短一半之后，运费和保费变得更为低廉。中国茶叶经由蒸汽轮的快速运送，更能保鲜，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六至十二个月的茶叶库存。

加上大明大规模扩大了茶叶生产能力，导致生产本就已经饱和，于是在1872年，伦敦市场茶价开始下跌，而上海的华商商会依然试图控制茶价，这一次洋人不接受了，哪怕是最上等的徽州祁红，洋人一时间也拒绝进口。这一次洋人胜利了，最后他们给上海茶叶的报价只相当于过去两年的半价水平。

在洋人慢慢在茶叶领域占得先机的时候，在丝绸领域，华商组织依然垄断着贸易价格。

因为这几年的丝绸行业，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从普法战争开始，世界丝绸价格翻着翻上跳，尽管广東飞速发展的机器织稠业赶上了东风，但是对上海市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广東丝绸主要是中低端，而上海的丝绸则走的是高端。

江南苏湖一带出产的上等白丝，手工作坊织就的丝绸，依然大量出口西方市场。但是连续两年这种上等丝绸都以7%到8%的速度增长，让商人们大量出口这种货物。航运大提速后，丝绸交易速度和频率加快，丝绸出口在当季的头2-3个月就完成了。

各种利好刺激的上海市场超过了负荷能力。丝绸的质量问题，在急增的出口需求拉动下暴露出来。为了赶工，缫丝和纺织环节质量严重下滑。1872年5月，里昂丝绸商会向上海西商公所书面投诉，抱怨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以及虚假标识。他们警告说，中国丝绸如再不改进，将可能被欧洲产丝绸（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赶出法国市场。

此时已经在普法战争后的混乱中走出来的法国，在新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推动下，他们开始快速恢复他们的丝绸生产能力，国际丝绸价格大幅度下降，洋商开始在上海压低丝绸的采购价。

但是此时华商认为洋人有意打击丝绸价格，结成了联盟，拒绝降价。洋人则认为国际市场价格都在下跌，他们拒绝华商的报价。在民族主义和对国际市场不了解的情况下，华商寸步不让，相互串联，在报纸上发声明，他们一定要维持去年的高价，否则绝对不向洋人出货。

大明的丝绸商人也不愿意接受低价，相应了上海商会的号召，也开始联合起来抵制洋人的报价，一场在丝绸领域的华洋商战就此爆发开来。

朱敬伦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的，他突然嗅到了一股经济危机的味道。

他很清楚，洋商比华商更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市场今年开始变得不景气，洋人在进口不赚钱的情况下，当然不愿意进口，此时华商还想维持高价，显然不可能。

这场商战打到最后，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市场会不会崩盘的问题。

朱敬伦记得，1873年，世界上爆发了一次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持续了五年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危机都要严重，直到1929年的危机，才超过这次危机的规模。

他觉得他似乎得做好应对这一次经济危机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