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有一个目标都很重要，更何况是改革这样的大型系统工程呢，可是之前朱敬伦还就真的没提出过任何目标，没有打出任何旗帜，始终是默默做事，不争辩。

是他不敢跟顽固势力进行讨论吗，是他性格习惯低调吗，都不是。

只是他从不愿意做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他也可以大张旗鼓的改革，但改革肯定是要有一个参照的，大明政府能公开亮出以西方国家和政府为参照的旗号，对大明的各种事务进行变革吗？

假如政府真的这么做了，朱敬伦也不是做不到，官府的官员肯定不能步调一致的推行，朱敬伦可以采用强势的手段，大不了大肆任用那些新派人物，大明有的是那种思想激进，崇尚西方，郁郁不得志的人物，英国殖民香港都快四十年了，他们的教会学校，民间学校，培养出了大把这样的人物，相信这些人是十分在大明全面推行西化的，连洪仁玕在香港待了几年之后，回到太平天国都提出要修铁路、开公司等措施，显然香港社会上，是有一种认为中国人应该完全效法西方建设现代事业的氛围的。

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政府强力推行的事业，跟民族的思想严重撕裂，政府越是推行，民众越是叛逆，他们不是从心里接受西方制度的。

日本是现代社会改革成功的典范，可是在先后打败满清和俄国，尤其是打败俄国之后，日本社会就掀起了一股极端的本土主义思潮，开始蔑视西方文明，这种思潮在二战之前达到了顶峰。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对政府强行推行西化的逆反心理作用下，日本民间社会才变得法西斯化，变得极端。

俄国同样也有这种问题，当年彼得大帝强行推行西化，很成功，俄国变的强大了，但却在彼得大帝死后，社会全面反弹，在俄罗斯帝国之后的几百年历史上，俄国就始终在西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上，反复的徘徊，总有全面西化派和本地主义派互相争斗，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社会的凝聚力，也让俄罗斯尽管国力强大，拥有欧洲最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却始终在欧洲处于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地位。

新中国的全面苏联化，在改革开放后，不也得得到了民间知识界的文化和思想清算吗，政府长期无法跟民间精英在思想上统一，即便发动舆论宣传工具，却始终无法让百姓信赖政府，公信力严重不足。

可西方和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就十足，老百姓可以骂政府，影视作品可以讽刺政府，但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老百姓是相信的。所以英国人在一战二战中，都可以高呼女王万岁冲锋陷阵；美国大兵嘴里骂着总统是狗娘养的，手上却不会停止扣动扳机。

这是因为欧美政府少有强迫老百姓接受政府的想法和政策的，哪怕那些政策是必须的，老百姓不支持，不理解他们也不敢推行。

而凡是强迫了民众接受了政府推行的理念、思想和文化的，到最后莫不是被民众自发的清算，连带的民众对政府严重不信任，最糟糕的是走向反复的反政府运动中，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

所以朱敬伦之前从不将民众明显还不能接纳的口号大肆宣扬。

可是东方世界的各种制度已经明显落后了，不能不改革了，所以朱敬伦还必须做事，做事，又不能高调宣扬，那就只能默默做了，大有一种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开明专制特征，当时推行各种政策的腓特烈大帝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他允许民众提意见，听不听就是他的事了。

这一次改革，朱敬伦决定一改常态，他打算开始大张旗鼓了。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默默做事，已经做出了大批的成果，这些成果放在老百姓面前，他们看到了，民众的眼睛未必是雪亮的，但社会精英的眼睛绝对看的清楚，看的透彻，就算嘴上不接受，心里也会开始思考，开始对比，开始发出“夷人真的一无是处吗”“中国真的尽善尽美吗”这样的疑问。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财政改善，看到了铁路、马路，给排水工程，电报、煤气灯等现代化设施带来的便利。

尽管在文化和思想上，还没有认可西方完全强过东方，但至少已经在物质上统一了意见，那就是大家都认为，西方人在制器上独具一格，魏源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满清洋务运动也在各种反对声中迈开了步伐，而大明当然更进一步，民间精英也好，政府官员也罢，在事实面前，都认可了开办西方式的工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政府官员思想的转变要早一些，早在前几年，随着丝茶贸易的推进，丝茶工业化生产的推广，政府收上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搜刮农民，这让早先的官员感到不可思议，所以第一个开始探寻答案，也第一个开始扭转了心态。

民间思想的转化要慢很多，不得不说这次北方的饥荒，起了一个助推作用。

陈启沅领导的工部，这些年一直都是工业化最大的推动部门，朱敬伦没有提出过口号，可是工部却用各种方式方法宣传工业，比如发行了官方报纸《工部报》，介绍各种工业部门，从庞大的钢铁工业到纺织工业分门别类。任何宣传，哪怕是法西斯的愚民宣传，都要树立一个光大的旗号，工部的旗号是富民。

工部不断的宣传，推行工业化，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找到活干，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饱饭。

可是之前的宣传效果并不算好，真正相信这些宣传的，只是那些本身就愿意相信的新派人物，是那些从小接受洋人教育，从小就被灌输西方文明东方野蛮思想的人物。

而正统的士大夫看到的是，工业化摧毁了传统的社会，机器大工厂让家庭作坊无以为继，这哪里是让更多的人找到活干，让更多的人吃上饱饭，这简直是在劫夺更多人的生计吗。

所以没人支持。

但这次北方饥荒，深深刺激了大明士大夫的思想。

之前新派人物们说，不推动工业化，紧靠传统的男耕女织，是不可能养活中国几亿人口的，大明尽管位于南方，但人口还是大大过剩。新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大批大型工厂，让百姓在工厂里大量生产商品，出口到国外，用来交换粮食养活庞大的人口。

保守派们认为这完全是荒谬之言，多子多福是传统思想，历来都把人口繁盛看作是盛世的征召。男耕女织有什么错，千百年来都是如此，男人耕种抚育妻儿赡养双亲，妇人纺织，织布裁衣，足以让大明百姓衣食无忧。建工厂，只不过是破坏风水，嬗变祖制，大逆不道。

这两派的争论，之前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新派借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严禁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在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保守派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可以说双方鸡同鸭讲，谁都不服谁。

但这次饥荒完美的印证了新派的理论，那就是土地真的养不活那么多人了，一个灾荒，就让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死地。

而大明政府押上了一切去救灾的行为，让整个大明深深的卷入了这场饥荒，大明的老百姓虽然不可能饿死，但是生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粮食翻了一倍以上的情况下，最穷的老百姓其实也就死饿不死，本来能够温饱的一批中产人群也开始挨饿，上层的富人甚至都感觉到了物价的压力。

报纸则不断的将北方饿死人的情况传回来，还附上照片为证，当看到那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情景，看到有的地方，人像猪羊一样，被剥光洗净，倒吊者宰割出售的时候，这时候讲什么礼崩乐坏，讲什么嬗变祖制，都是那么的无力。

此时大明的保守派也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场灾荒发生在大明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

大明政府的救灾行为是有大义支持的，这一点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新派，都达成了一致，新派认可政府的负责任态度，保守派则说这是圣天子行仁政。

所以保守派们相信，如果是大明遭灾的话，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去救灾，可政府能救得过来吗。北方四五省受灾，大明就押上了一切，而且还是无法让所有灾民都活下去。现在大明有南方四省，加上报纸上报道已经攻占的浙江，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如果大明受灾，政府要救则一亿人，恐怕也得很多人饿死。

另外新派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大明之所以能够救灾，而满清完全无能为力，就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已经无法保护亿万百姓了。如果不是大明建了那么多工厂，大明开了那么多口岸，不是大明引进了债券制度，大明也救不了这个灾。

亲眼看到了结果，亲身感受到了后果，又有一系列现实为证，加上对政府开始认可，保守派们的声音开始变弱了，大骂政府的现象消失了。

朱敬伦知道，新派们的理论，已经渐渐的占据了上风，开始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了，但守旧派并没有完全心服，他们只是在事实面前遭受了打击而已。

指望顽固派转变态度拥抱未来是不现实的，但是借着这股新风，政府大张旗鼓的改革，却能够将绝大都数人的思想观念扭转过来，并趁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东风，大大的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这些就是朱敬伦决定大张旗鼓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广大老百姓开始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保守派开始丧失对民族思想的控制力，而政府此时引导，不但不会引火烧身，反而会在重塑民族思想的过程中，与老百姓建立高度统一的一致性，一旦将来变革完成，老百姓不会感觉到是政府强行将他们改变，而是会觉得是政府在跟他们一起改变，这种情况下，如何会不信任政府呢？

只是大张旗鼓，那肯定就需要一个旗子，一个口号，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些朱敬伦却早就想好了，他要用这个口号，即团结新派，也照顾老派，将民族思想高度凝聚在一起，以一个紧密的向心力向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