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务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显声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
另一种可能,老帅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军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可张学良没有其父帅那般绝对权威,而且东北大地早以是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人心向背,严重的早以通敌。要是真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日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
还有一种可能,中原大战少帅张学良不但向华北增兵,同时也无不忧患自己东北大地上的内忧外患的安危。一个旅长在60万东北大军中可说是微不足道,只能安定一域而不能安(全)局,警务处长虽不算绝对权力高层,但是全东北地区他则均有人有枪有权,应在全局视角中的重要位置之上。加之黄显声自身精明干炼,足可安地政。却忽视了部队,破天荒的把军权代总司令管部队,总参谋长管军事作战于一人一身的绝对军权地位。
9.18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一个就是臧式毅,一个就是黄显声。9.18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显声专门跑到北平去报告危险,可深陷烟膏女人丑闻又患伤寒,在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候国联的调停等等……
藏自知无力回天,在9.18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9月19日就被日关东军参谋特务头子软禁于府内40多天,后绝(食)未死。
黄显声则另有主张,9.18事变前,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显声到北平去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无果而终,回返奉天后黄显声不肯坐以待毙,当即下令各县警务队,公〔安〕队改编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也通过各种途经储备家伙装备,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弹〕药成了以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务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队出身。而黄显声对奉天的警〔察〕总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员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集营不散,枪满实弹,眛不解甲,枪不离身。并备足各种车辆,准备随时撤离时,由机关勤职人员转运全部枪〔支弹〕药。自己也从9月初,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
所以,9.18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夜里有人看到,黄的警务部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所以说,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
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帅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往北平。张学良见后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为“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并向大凌河布防,方才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总参谋长,代总司令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瑧是个旧式军人,有**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在形式上一切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人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
又问荣9.18时为何不抵抗。
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
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当局,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盒),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1师第1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这一层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1师师长项青山,第2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19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
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
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协同第2军,派岀(公)安骑兵第2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在锦州二三个月期间,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又支持南京及国联提出的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可又随时准备撤离;思想又认识到国联也只无奈调解,并不能令日撤军;同时也认识到各公约国均与日方有利益关系,也不敢公然得罪日方;还似寄希望找到另一种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法;却又总在军事上,又显得十分消极的茅盾多变无主状态。形式上对荣瑧已经高悬不用,重用黄显声。12月日关东军板垣征四郎摔一个师团兵錦洲,黄显声及大多将领主战收复东北驱尽倭人,未予采纳。荣瑧一言不能战,战不利和谈。手握20万重兵,日飞行员架着缴获他的6架轰炸机在锦洲上空绕了一圈,就连夜弃城去了西安。
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却被张学衣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学良坐拥20万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
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造势,一方面又怕因此形成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东北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那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是土匪、马胡子在损害我大〔日〕本帝国按条约在满洲地区的利益,那我岀兵剿土匪、马胡子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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