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垦荒令就是洪涛为凉州未来发展定下的基调，不管将来朝廷把凉州归于秦凤路，还是单独为它设立一路，短时间内都不会向这里投入过多财力和人力。

因为大宋朝廷的财政状况目前并不是太好，经过此番大战之后也有点捉襟见肘，除了保证必要的军力之外真没能力过多投入。

这也是洪涛敢于自己瞎折腾的原因，既然朝廷没能力建设那就自己来吧。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等凉州的经济发展初见成效之后谁也说不出来什么，只能捏着鼻子默认。

至于说垦荒令能不能让凉州迅速繁荣起来，洪涛觉得可以试试。这玩意就是借鉴后世美国政府的西部开发策略，把政府无力做的事儿交由民间处理。效果嘛，不用说，很成功。

既然这个办法对美国人合用，保不齐拿到古代中国也成。中国古人对土地的执着真不比当年的美国人弱，洪涛坚信只要有足够的刺激，宋人一样会成为手持利刃的拓荒者。

只要有少部分拓荒者取得了成功，再加以合适的宣传，就会有大量跟风者前来碰碰运气。北宋国内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与其让他们在城市里瞎混，或者在乡村给别人当佃户，真不如到凉州闯一闯。

凉州也正好适合这种发展方式，它地处边陲、人少地多，把老老实实的内地人迁过来继续过原来的日子不太现实，最合适的就是一群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拓荒者。

只要新军能抵御住不怀好意者的侵袭，这些拓荒者就能自行处理好安全问题，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在这种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二代，已经不像内地宋人那般温和，自然而然就会充满了侵略性。洪涛要的就是这种侵略性，将来还有更多地方要抢，没有贪婪和侵略性怎么当强盗啊。

当然了，这种侵略性对统治者来讲也不全是好事儿，老百姓太强了政府就会难受。

但洪涛不会难受，他和这些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大部分人不会反对带着自己当地主的领导人，只会仇视要把自己土地抢走的朝廷。如果这样的老百姓多了，洪涛觉得自己反倒更安全。

对于凉州这边的情况，大宋朝廷和神宗皇帝并没干预，或者说连搭理都没搭理。一部分原因是这里不需要朝廷进行补给，关注度自然很低。更主要的还是战事比较紧张，大家全把视线集中到另外四路大军上，尤其是兰州方面。

失去了凉州城，这场大战的天平彻底倒向了宋朝一边。梁太后不仅不敢再往前线增派援兵，还得从北方抽调黑水镇燕军司和黑山威福军司的兵力南下拱卫京畿重地。

得不到有效增援的西夏军队越来越处于下风，最先露出败像的依旧是卓啰和南军司。他们是刚刚换防不久的新兵，对这一带的地形和气候还不是很了解，不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再加上李宪的熙河路、王厚的秦凤路兵马两边夹攻，不得不从卓啰城后撤，连带着喀罗川和济桑城以西的大片防区都相继失守，一直撤到了零波山才依靠山势稳住了阵脚。

和罗卓南军司倒是损失不太大，骑兵毕竟比步兵跑的快，但它这一后撤就把西寿保泰军司的侧翼都暴露出来了。

李宪让王厚继续向卓啰和南军司施压，然后带着两路的所有骑兵悄悄摸到了黄河边，用从兰州顺流而下的几十只大木排顺利东渡，从背后突袭了西寿保泰军司。

这下比较狠，双方是骑兵对骑兵谁也别想跑。可是西寿保泰军司还要兼顾正面的两万多大宋步军呢。在步骑的联合夹击下，损失了大半主力之后，才也退到了零波山一线，与卓啰和南军司算是难兄难弟。

经此一战，两军司的粮草、马匹损失很大，短时间内无法机动作战，只能固守。宋军也由于战线拉得太长无力再继续进攻，双方在西线就这么僵持了下来。

这种僵持大宋僵持的起，以前几十年也一直都是这么僵持的，都习惯了。但西夏僵持不起，它面对的不仅仅是大宋这么一个敌人，东面还有个虎视眈眈的辽国呢。

对于邻国的这场大战，辽国反应的比较迟钝，一直到五月底才有了点动静，往西京道的天德军和河清军增派了两万多人。

然后小心翼翼的从河套地区试探了两次，发现黑山威福军司反应并不太激烈，这才大举向辽夏边境增兵，意思很明确，趁你病要你命。

假如辽国能把河套地区全部拿下来，那不失为一个很美好的结局。整个西夏国境内除了兴庆府附近的平原之外，也就河套和凉州两块土地最富饶。

这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西夏朝廷一看，得，最坏的事情要发生了。自己这边刚刚露出疲态，另一个敌人也要趁虚而入，要是让这一口咬上，不死也得半残。

咋办呢？还是老一套呗，向大宋求和，认错加嘴甜。以往这一招屡试不爽，想来这一次也不会令人失望。

而且这次西夏朝廷的姿态放得更低，梁太后不愧是个狠女人，她居然把儿子李秉常又放了出来继续当皇帝，然后以皇帝的名义派都罗尾去开封亲自认罪，态度还特别诚恳。

说是国内一小撮人仇视大宋，现在已经拨乱反正，万分懊悔，愿意从此俯首帖耳以大宋为尊等等，只求避免战火继续蔓延生灵涂炭等等。

这时已经快七月份了，洪涛的新凉州城刚刚有了个大致的地基，正一心欢喜的筹划着该如何展开冬季攻势呢，这封来自沈括的书信就给他的热情降了降温。

沈括在信里说朝堂上对西夏祈和分为了三种态度，一种是主战，以王韶和部分边军将领为首，纷纷上书朝廷不可再轻信，好不容易占了一次大便宜，干脆就一鼓作气打到兴庆府去，从此永绝后患。

一种是主和，以司马光和一部分边军将领为主。他们认为再打下去是两败俱伤的局面，不如趁好就收，多要一些有用的土地，顺便把每年的岁赐给免了。

这样大宋也能休养生息一段时间，打了几十年，就算再富国库也有点吃紧，很多弊端已经初现，再不加以整治遗患无穷。

而且旁边还有个辽国盯着呢，万一大宋和西夏打得不可开交，它趁机出兵，大宋的结局很可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还有一些朝臣主要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他们既不赞同马上讲和，也不赞同继续进攻，而是来了个两边和稀泥。仗还得打、判还得谈，顺便再盯着辽国，有点一心三用的意思。、

具体啥时候该停、啥时候该谈、啥时候继续打，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强调要让西夏能对抗辽国，同时又不会对大宋构成太大威胁。

“王介甫越来越糊涂了，居然会有如此奢望，真以为夏人和辽人都是二傻子。”洪涛对前两种意见都可以赞成，唯独对王安石这一派的智商表示遗憾。

但凡是做事情瞻前顾后、不懂取舍的人都不会有大作为。王安石怎么会从一个意志坚定、为了理想不顾个人荣辱的改革先锋，突然变得比旧党还保守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膨胀了。

当初他和神宗皇帝是位于打破常规的挑战地位，想尽一切办法去和旧党争斗，相对而言比较纯粹。可是自己介入之后等于为改革派提供了很大动力，逐渐在争斗中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