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相比，波旁政权同英国在海上竞争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改善，特别是由于英国的陆军和海军装备很不完备，不能像国内许多权威人士期望的那样，去征服西班牙殖民地。

当腓特烈大帝于1740年至1741年冬天利用特蕾莎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时机夺取西里西亚；当海峡对岸的法国政客步步谋划；当欧洲局势已然发生巨变，英国再难视而不见，他们的注意力又一次对准了大陆的对手。

这个时候，法国国内的反奥地利集团全力支持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攫取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导致了英奥的重新结盟。

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利萨喜出望外。

英国人通过向奥地利人提供援助，通过调停使普鲁士和萨克森暂时退出战争，通过1743年在德延根的军事行动，为奥地利解了围，保护了汉诺威，消除了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

1744年，英法的对抗演变为正式的战争，冲突更形激烈。

法国大军挥师北上，穿过奥属尼德兰的边境要塞，直奔今夕已大不如前、手足无措的荷兰。

在海上，皇家海军由于没有遇到波旁王朝舰队的正面挑战，对法国的贸易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封锁。

除了华国和美国这种超级大的国家，没有几个国家不怕封锁的，包括19世纪的沙俄帝国。

在海外，在西印度群岛，上溯圣劳伦斯河，在马得拉斯周围，沿着通向利凡特的商路，进攻和反攻连续不断。

1743年，普鲁士重新对奥开战，但两年后，又被英国说服，再次退出了战争。

英国的钱财资助，可以用于维护奥地利的秩序，用于收买雇佣军来保卫汉诺威，甚至还可用于雇佣一支俄国军队来守卫尼德兰。

用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样打仗花费太大，许多英国人对日益增长的赋税和增加了两倍的国债抱怨不已。

但是逐渐地，战争迫使比英国还要精疲力竭的法国寻求一种妥协性的和平。

地理因素和财政因素的双重权衡，终于迫使英国和法国政府签订了《亚琛和约》（1748年），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和议既成之日，荷兰已处在法国铁蹄控制之下，但这并不能补偿法国被英国日益加紧控制的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损失，并不能补偿法国主要殖民地的丧失。

而于英国而言，如果法国征服了低地国家，英国占领圣劳伦斯河上的路易斯堡以及安松和霍克斯取得的海战胜利也将食之无味。

结果，外交谈判使得原状全面恢复，仅以腓特烈征服西里西亚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外。

亚琛和约实质上仅是一个停战协定而不是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它使玛丽亚·特蕾莎急于报复普鲁士，使法国考虑如何在陆上取胜的同时也在海上取胜，并使英国处心积虑地要在下一场战争中不仅将它的劲敌在海上和殖民地战争中彻底打败，也要在大陆战争中把它彻底打败。

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暂弃前嫌，加入到奥地利和俄国阵营对普鲁士作战，而柏林则取代维也纳，成了伦敦在大陆上的盟国。

乍看起来，法奥俄同盟似乎占了上风。

从军事角度上讲，他们比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到1757年，腓特烈失去了他早先夺取的所有领土，坎伯兰公爵指挥的英德联军已缴械投降，这使汉诺威以及普鲁士本身都处于前途险恶的境地。

米诺卡岛已落入法军之手，在更遥远的战场上，法国及其当地盟友们也取得了节节胜利。

撕毁乌特勒支和约，对奥地利来说是撕毁亚琛和约，现在看来是唾手可得了。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在于英-普联盟在3个重要方面占了优势：领导才能，财政支撑能力，以及陆军、海军的战略战术。

腓特烈的治国才能和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成功地把普鲁士举国上下的力量全部集中于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这一目标，他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威廉·皮特的功劳也不可忽视，他毕竟不是独裁君主，仅仅是政治家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同那些敏感的、嫉妒他的同僚们，同变化不定的公众和一个新登基的国王巧妙周旋，与此同时，他还要贯彻、实行一种有效的大战略意图。

他所取得的成就无法简单地用英国夺取的几个产糖的岛屿或颠覆法国支持的几个印度土邦王来衡量，因为如果英国的敌人占领汉诺威和消灭了普鲁士，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暂时的。

皮特逐渐地意识到，通向最后胜利的成功之路，在于用一项“大陆”战略来弥补大家所热心的“海上”战略之不足，其条件是向腓特烈的军队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并向在德意志的一支规模可观的“警戒大军”付款，以保护汉诺威并扼制法国。

这样一种政策必然依赖于国家充足的资金来度过年复一年耗竭人力和资源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