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空难中遇难60人，机组5人，乘务组9人，旅客46人，其中外籍旅客27人，现在这些遇难者的家属全部都来到了长安，被集中安排在民航酒店里。

西北航空分管安全的副总以及相关的责任人已经被立案，当晚的值班主任、维修小组等四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迅速推进。

这起空难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上面的查处力度非常大。

伤亡这么大，而且有27名外籍旅客，不管姚远怎么想，这起空难的善后赔偿都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外宾外宾，所谓的外宾直2020年依然是超国民待遇的代名词。

姚远曾看过一个视频，一名华夏女子和她的外籍男友逛街买包，华夏女子英语并不好，商店老板英语很好，一直是外籍男友在和商店老板沟通，后来商店老板忍无可忍了告诫了外籍男友一番，然后告诉华夏女子，她的这位外籍男友要给她买最便宜的包，而且他同时有八个女朋友，华夏女子反而指责商店老板对外籍男友的态度恶劣，称怎么说也是外宾，我们是礼仪之邦不应该这么咄咄逼人，气得商店老板要把她踹出去。

尽管这个视频有制作的成分，但其反映出来的、直到2020年依然存在的个别扭曲的跪舔国外的现象，是发人深思的。

不能只责怪那名女子，而应该站在教育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引导上面来，尤其是教育。

我们甚至可以将那名女子挂出来“鞭尸”，但根源问题不解决，这样的现象就无法彻底消失。

以交识外国人为荣，以凌驾和剥削同胞为荣，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必须要彻底消灭。

姚远发了狠，把春风集团法务部的一半人都派了过来。

春风集团法务部的力量有多强

在国内有上千人，在北京、武汉、上海、广州、深市有分部，聘请了一百多名国内排名前五的政法大学教授为顾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参与立法的委员。

香港分部是海外分部的中心，有两百多人，光是大律师就有五位，其中三位是立法委员。

在美国、欧洲、东南亚、俄罗斯，都有分部，海外人员高达一千多人。

春风集团法务部的任务是负责集团旗下所有企业的法务问题。

于是，当一千五百多名法务人员抵达长安后，所有人都傻逼了。这些人里有华夏人、华夏香港人、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甚至有日本人，但不管他们是什么肤色人种，不管哪个国家的，他们都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姚远。

都是为姚远服务的。

资本的蛮横和力量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国际政治也好，国际职场也罢，丛林法则是唯一法则，弱肉强食的道理自古都是颠扑不破的。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也没有人会不为春风集团旗下那庞大的资产所吸引。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选择了合作的方式提供法务服务，他们能够从不同的案子上赚取到更多的报酬。

不过，姚远是把关键领域、重要领域的法务问题交给国内的团队来负责的，他坚持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

一个由十人组成的法律团队负责一名遇难乘客的善后赔偿问题，60人那就是60个小组，这就是姚远为善后工作组提供的强大的、令人震惊的法律力量援助，免费的。

姚远租下了民航酒店对面的一家宾馆作为律师团队的驻地，因为这家宾馆有可以容纳一千多人开会的礼堂。

在部署大会上，姚远面对着一千多名法务人员，提出了两点要求，硬性的要求。

第一，要尽可能为华夏籍遇难乘客争取更多的赔偿款；

第二，对于外籍遇难乘客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来执行。

他的态度非常明确了。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一视同仁的前提下要为国内乘客争取更多的赔偿款。当前国内的航空险保额远低于国际标准，这是姚远不愿意看到的。

过去的他管不着，但是这一次，他绝不坐视。

而他的明确表态，在大家看来是这样理解的——华夏籍乘客优先。

需要支持的是，春风集团并不是遇难者家属的代理人，也不是善后工作组的法务代表，而是一种第三方的角色，提出能够让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来。这一点是民航总局认可的，因为春风集团的法务团队里有好几位人大立法委员……

外籍遇难乘客的家属更没话说了，人家有一大堆持各个国家律师从业证的大律师，甭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都能找到对应的律师。

于是，一场华夏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意外赔偿谈判拉开了序幕。

仅仅三天时间，60名遇难者的赔偿方案就全部出台了，双方都非常满意，这样的结果让汤主任叹为观止。

他看着家属们在大会议室里分别签字，低声感叹着，“善后工作不好做，我是下定了决心在长安耗上个把月的，没想到才三天时间就都处理好了。小姚，我是真佩服你。”

“说一千道一万根源在赔偿款的多与少，都有自己的考量和担忧，看着是让人头疼，难以协商。其实只要找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大多数人是愿意遵守的。”姚远说，“大家认为棘手的外籍乘客赔偿问题那就更简单了，在咱们这里出的事就按照咱们的规矩来办，涉及外国保险公司的赔偿问题，家属自然会去和外国保险公司交涉。我们有时候就是想得太多，外国的命是命，我们华夏人的命更是命。”

汤主任笑着不说话，对这位年轻的大老板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他这几天是领教过了。

他不知道的是，再过些年，像姚远这样的人会有一个独特的称呼——愤青。诞生于国内外环境最艰难的90年代，消逝在富强起来的2世纪20年代。

其实，愤青并没有消逝，只是成为了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