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民闹事？告诉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到浙南和福建发生民变的消息后，马仲英也是不明所以，矿税改革条例发布后，江南这边施行的格外顺利，苏松和浙北的士绅甚至愿意额外拿出钱粮资助楚军，怎地到了福建和浙南就生出了祸端？
“殿下，我楚军在长江一线连战连胜，摄于我军军威，再加上清廷清欠事，江南士绅本就和清廷苦大仇深，自然没有人敢跳出来和朝廷作对，可福建和浙北那边就不同了，正所谓天高皇帝远，清欠的事又没波及到他们，他们自然不愿意向朝廷缴纳商和矿税了。”
马三德回话时，脑袋低垂的像个鹌鹑一样，楚军在江南推行税制改革之前，马仲英就要求锦衣卫必须全程跟踪，现在闹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也是心有戚戚，生怕马仲英会因此震怒。
马仲英冷着一张脸，他没想到在楚军筹备北伐的节骨眼上，福建和浙江会发生动乱，经马三德这样一解释，也恍然大悟，不过脸上却古井不波，冷声道：“说说吧，到底是哪些地方？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回殿下，主要是龙岩、温州和新昌一带，那里矿产丰富，地方上的士绅不满朝廷加收矿税，故意扇动百姓闹事，不少士子也被他们蛊惑，虽然尚未冲击官府，但地方上已群情汹汹，很多人都说朝廷这是破坏大明祖制，若放任不管，只恐事态扩大！”
闻言，已经把心提到嗓子眼的金光祖长舒了一口气，地方上还没闹事说明事情还是可控的，忙接口道：“殿下，闽北和浙南山多而林密，那些士绅又经营已久，如今江南初定，为防内生掣肘，莫如先以安抚为主，待咱们剿除伪清后，再和他们算账。”
“左相这是谋国之言，朝鲜归附事肯定瞒不了多久，一旦消息泄漏，我军可就不得不出兵北伐，以牵制北方清军，这个时候，南方可不能乱啊！”
“殿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依左相之策，缓缓图之，只要咱们剿灭伪清，立时可以腾出手来收拾他们。”
牛天宿和余思明二人都对金光祖的意见表示赞同，事分缓急，他们都认为北伐清廷这是急，而福建和浙江的士绅抗税则是缓，既然是缓，那楚军也可以用缓兵之计，先稳住他们。
刚刚被提拔为中书省左丞的唐甄进言道：“殿下，臣对左相的意见不敢苟同，正所谓治乱世，用重典，若是不压住这股歪风，只怕其他府县的士绅都会竞相效彷，到时候朝廷又从哪里收税，崇祯朝财政枯竭的教训殷鉴不远，殿下决不可姑息养奸。”
马仲英不置可否，而是突然转换话题道：“金光祖，伪清统治那会，两广的商税是多少？福建和浙江的商税又是多少，有没有孤定的十个点多？”
金光祖没想到马仲英会有此一问，但立时就猜到了马仲英所表达的意思，忙道：：“回殿下，臣在伪清那边担任两广总督时，清廷在两广的商税差不多五个点，但若是把其余的摊派都加起来，怕不有十五个点，福建那边只会更多，要不然清廷哪来的钱粮武装那么多水师战船？”
听了金光祖的解释，马仲英脸都气绿了，冷笑道：“呵呵，伪清在江南清欠，在福建收十五个点的税，这帮士绅一个个赶着趟给他们送银子，怎么到了孤这里，就开始抗税了？是咱们大明的刀没有清廷利索，还是他们心怀鞑虏，对大明不满？”
不等金光祖等人回话，马仲英忽地长身而起，顾谓唐甄道：“唐先生所言颇得孤心，治乱世，就应该用重典，马三德你持孤手令，带锦衣卫南下，再派人至南昌去见苗之秀，让他抽调三千兵立即进驻温州，凡有敢闹事生变者，全部以通奴论处，无需回报南都，尔可就地斩杀！”
“喏！”
马三德来见马仲英，其实为的就是这句话，毕竟马仲英一直标榜新立的大明朝廷是尊孔重孟的礼仪之邦，即使是锦衣卫已经侦查到这几个地方有绅民抗税，他也不敢擅自处理。
唐甄再进言道：“殿下，臣以为武力镇压是一方面，咱们还要在道义上占据至高点，衍圣公不是在南都吗，莫如让他写一篇文章，抨击福建和浙江闹事的士子，有文坛大宗师为咱们站台，那些不明所以的百姓和读书人一定不会附逆，如此刚柔并济，岂不是事半功倍？”
“那就依你所言，张绍迁你立即去见孔毓圻，让他写一篇支持朝廷税赋政策的文章，然后以邸报的形式明发天下，孤倒要看看，这些自诩圣人子弟的士绅还怎么蛊惑人心。”
唐甄的这条建议，甚合马仲英的心意，自己费尽心机把孔毓圻弄到南都来，图的不就是朝廷在士绅阶层中的话语权吗，他相信，有孔毓圻这个圣人之后张目，福建和浙江的乱事，很快就能平定。
接到马仲英的命令后，衍圣公孔毓圻又是郁闷不已，你当本公是牌坊呢，坑了本公的家产不说，还要本公替你站台，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可他又不敢不写，只得让张绍迁在府内稍后，自己一个人进了书房。
虽说孔毓圻的品德和他的祖父孔胤植一样不堪，但写文章却是一个好手，只一个时辰，便替马仲英写好了支持朝廷收取商税和矿税的文章，他在文中还特意引用战国时期平原君赵胜的故事，写到，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说曰：“君于赵国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则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守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国固，而君为国之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其为贤，言之于赵王，王用之治国赋，未几，民富而府库实。”
待张绍迁取来文章，马仲英看过后，当场就赞不绝口，孔毓圻这篇文章通过故事的形式，简单明了地向人阐述了税收的重要性，有了这篇文章，大明朝廷就在法理上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再加上有数千兵马压阵，只要拿住几个带头的首犯，福建和浙江的乱局很快就能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