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之协，安徽太和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粗通文字，能够吟诗，他从事过棉花买卖，做过布匹生意,常年在外游荡，在各地交游极广。

此人在清代白莲教的历史上如同幽灵一般，自己从不走上前台，只在幕后暗中操控。历史上川陕白莲教之乱的诸多头目都是他的弟子，许多教内中人都只是听过刘之协的大名，但见过他的人很少。

他的师傅是河南人刘松,刘松的师傅是王怀玉，而王怀玉的师傅则是混元教的创始人樊明德。乾隆四十年，混元教在河南的传教活动被清廷官府访闻，随即派兵捉拿。总教主樊明德被凌迟，七人被处斩，八十多人被流放，妻子儿女则判给功臣之家为奴。

官府从樊明德家中搜出《混元点化》和《大小问道》等经卷，其中有“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末劫”等字样，还有“波弥天”、“波弥斟”等灵文。樊明德供称是一个叫杨集的人所传，可见这个混元教也是有来历的，只是杨集早死，以上的渊源没有查证出来。

这次抓捕对混元教是个重创，刘松和儿子一起被发配至甘肃隆德充军，可他的徒弟刘之协却没有被官府重视，得以安全逃脱。

刘之协曾先后六次秘密前往甘肃探望师傅，而刘松则不甘心失败，意图东山再起。

乾隆五十三年,师徒俩经过几次秘议后，考虑到“混元教”已经没什么人信了，必须另立教名,于是将“混元教”改为“三阳教”，又把《混元点化》改为《三阳了道经》，又将“灵文”改称“口诀”。

想当初赵新心血来潮，在第一攻打宁古塔时打出了“明”字大旗。消息经过一年多便渐渐传进了关内，刘之协也有所耳闻，便告诉了刘松。

之后他灵机一动，建议刘松找一人诈称“牛八”，凑成“朱”字，假称前明嫡系，又指刘松的儿子刘四为“弥勒佛”，由他保辅牛八。

因为刘松父子在甘肃的军配所难以四下活动，于是便派刘之协到各地招收信徒。刘之协返回安徽后，在亳州花了十两银子买了个十一岁的男孩，改名王双喜，称他是“牛八”。

自北海军大胜沙俄，攻占恰克图后，赵新“自称赵王”的消息又随着山西商人，从外蒙源源不断的传回关内。民间虽有传闻,但因为实在太远，很多人并不关心。

而刘之协听说后,干脆就编造牛八是赵王的亲弟弟，兄弟俩一个在关外掘满清的老巢，一个在关内遥相呼应。

刘之协对“传教大业”满怀热忱，在河南和湖北发展了一批得力弟子，其中就有在襄阳收的宋之清。而宋之清则是孙贵远的三传弟子，之前以“收元教”之名，一直在湖北、河南传教。此人改奉三阳教后，因其鼓动能力极佳，很快便事业兴隆，财源滚滚，于是刘之协便将其提拔为二弟子。

因白莲教各派一直遵循着传教方式隐蔽，多在夜晚开坛收徒的做法；而刘之协又吸取了过往失败的教训，仅在少数教众中宣扬牛八的真实身份，所以不管是沈敬丹也好，还是徐庄那边，根本没人知道赵新多了个“亲弟弟”。

去年因为北海军兵临大沽口，炮击震慑，消息便随着那些从天津回乡过年的客商口中到处风传。清廷虽说晓谕各地官府查禁，可流言这种事根本防不住，两三个月后便传进了刘之协的耳朵里，一群核心教徒都是兴奋不已。

今年过了正月十五，刘之协便让大徒弟刘起荣带人去山东，意图从那里找船登陆辽东，探听消息，伺机联络北海镇。而收元教也是他觊觎了许久的，所以又让宋之清多方查找，意图以牛八之名吞并。

刘大教主此时根本不知道，北海镇对他们这类人厌恶至极，通常的做法就是扔到虾夷地的北泉州煤矿，一辈子也别想出来了。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下旬，三阳教的大弟子刘起荣带着两个手下，一路北上，抵达了淮安府以北的清江浦。根据他们一路上听到的传闻得知，北海镇的大船曾在胶东出没，并攻打过文登和荣城，于是便决定走海州，先坐船去荣城看看。

他们在清江浦找了条去往海州的平底沙船，上船的时候，就见船舱里已经都要坐满了，三人找了位置坐下，心说正好，人满了就得马上开船。

明清时代从清江浦前往海州的水路就是盐河，到了海州之后便可换船从大浦口走海路。盐河顾名思义，就是运盐的河流，也是大运河的支流。明清时代天下四大盐之一的淮盐，其实就是指海州一带产的盐。

刘起荣上船的时候因为太过匆忙，便没太注意船舱里的其他乘客，等船开动后，他这才发现，船舱里的十几位乘客大部分戴着一水儿的竹编帽。船舱里人多闷热，可这些人谁也没摘帽子，就算是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们也只是用袖子擦擦。

等他仔细再一观察，就注意到更多不对劲的地方。船舱里除了他们三个，其他乘客一共有十五人，其中只有一个浓眉细眼、留着一把络腮胡子的汉子戴着个瓜皮帽，正靠在舱壁上打盹。在他身边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长得眉清目秀，戴着个小帽，看上去像个跟班小厮。

至于另外十三个人无不是身强体健，一看就不像是寻常人家。他们每个人腿边都有一个厚厚的布袋子，都靠在腿上放着。那袋子里的东西似乎很沉重，船身摇动时，那些人便把手扶在上面，以防砸倒。

“莫不是刀剑？”刘起荣心中一惊。心说自己真是够笨的，也不说好好看看就上了船，想到这里，他便冲两个手下分别打了个眼色。

在之后的半天航程里，刘起荣注意到除了那个戴瓜皮帽的大胡子有时会跟其中一个年轻汉子去船尾交谈外，其他人几乎都不怎么说话，即便交谈也是低声耳语，像是有什么事必须要保密一般。

刘起荣由此断定这些人搞不好就是私盐贩子，应该是去海州办私盐的。于是他便趁着起身去船尾舒展身子的工夫，跟两个手下做了交待，千万别惹这些人。

这年月从事私盐贩运的，无不是人多势众，贩盐量最少也得几万斤起，最多能到十几万斤。要是半路遇上稽查的官兵，只要官兵人数不多，那就是拔刀子直接砍，杀人灭口了事；因为一旦被抓住就是杖一百，轻则徒三年，重则附近充军。

之所以会这样，还是因为乾隆晚年愈发倦政，导致吏治愈发松弛而腐败不堪，整个社会都浸透在病态的官场体系中。

就盐业领域而言，官府对盐业的无限需索摊派，以及各级盐务官员对盐商的敲诈勒索，导致浮费日增；成本高了，盐价自然高涨。

话说从淮盐在湖北、湖南的批发价变动来看，淮盐从乾隆七年的每引6两8分2厘白银，如今已经涨到了每引12两4分9厘之多，四十多年足足涨了一倍。（乾隆时期两淮每引食盐是344斤，六月每引加耗15斤，七月加耗10斤，八月加耗5斤。）

不考虑加耗的话，平均每斤盐是三分六厘银子，再加上运费、损耗、路上税费，到了门市发卖，折合制钱的话差不多就是四十多个钱一斤。

一个壮劳力年均要吃五斤盐，共需二百多钱。一年的工钱是一两二钱，不到一千二百枚制钱，仅吃盐的开支就要占去六分之一。

某人说何必贩私盐，咱能不能多搞点腌咸鱼代替私盐呢？

嘿嘿，古代官府早就防着这一手了，人家有专门的鱼盐；为了将腌咸鱼的盐与官盐区分开来，官府将纯度较低的盐用橄榄菜染成红色，再将其晒干。

同时官府明文规定，凡是渔民出海捕鱼归来，都必须将捕捉到鱼的数量以及需要的盐用量如实汇报给官府。官府会派专人前来核查，确认情况属实后会给渔民发放凭证，而渔民也可凭借凭证才领渔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