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枚假银币是怎么做出来的？”朱翊钧拿着手中的那个假的银币，打量了很久，这玩意儿有点怪，实在是太精美了，如果银币作假到这种地步，大明的钱法，这还没上路就得夭折。

“工匠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雕刻出来的。”王国光揭晓了谜题，不是轧印，是雕刻。

“原来如此，大司徒费心了。”朱翊钧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干了什么。

把王国光精心准备的入阁政治许诺的演说，用直觉给破坏了，怪不得王国光一脸绷不住的模样，精细设计败给了吝啬鬼的天赋异禀。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对金银之物天然敏锐罢了。

王国光本来想用银币、银锭和假银锭来告诉大明皇帝，白银为何无法充当货币。

铅锡铜合金质地极硬，为了搞那么真的假银币，王国光费了天大的劲儿，要知道给铅锡铜印花真的太难太难了，他给皇帝呈送的根本不是印花，而是用的手工雕刻的手法，达到一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做出来的。

制作这么一枚假银币的工本费，就远远超过了一两银子的价值。

结果到了皇帝手里没多久，就凭借不能言表的愉悦感给破解了，明明没什么差别，但是皇帝硬生生的感觉出来了，王国光去哪里说理去？

皇帝的天赋异禀打乱了王国光的叙事结构，但他还是把自己想说的说明白了。

白银更加确切的说是银锭，不适合做为通用货币使用，因为不适合贸易的根本，交换。

白银太过于贵重，而且容易仿造，造假极多，充斥在市场上的假银锭阻碍了大明商品的交换，进而阻碍了大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蜕变的进程，而银币不会，因为真正的白银延展性极好，可以印花，制造出极为精美的银币，可以充分履行货币的职责。

这就是王国光从大明猪圈里的白银谈起，势要豪右、富商巨贾囤银子，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因为他们也不确信自己用货物一定能获得真金白银，索性直接埋进土里囤积起来，这是万历五年十二月，这个时候违约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欺骗之后逃之夭夭，极难寻觅。

从最开始铸币的时候，户部、工部、内帑都不断的强调，铸币不精美，不如不铸币。

银币的防伪不是依靠它可以吹响，而是依靠它精美的花纹，因为其他金属没有这么好的延展性，不容易印花，就是比重相同，手感相同，但是因为延展性的缘故，精美的花纹才是它最大的防伪之处。

大明的铸币轧机用的是水力螺旋轧机，可以施加巨大的压力在银条上压出精美的花纹，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当下大明唯有朝廷有这种能力。

王国光也宣布了自己入阁的政治宣言，他要将大明的白银全都变成可以流通的货币，这样一来，一条鞭法才有施政的基础。

朱翊钧详细的听完了王国光的奏禀，对王国光的奏疏非常赞同，铸币的过程，大明可以收取铸币税。

铸币税，就是在铸币过程中的火耗，大明的银币的白银含量为九成，添加进去的铅锡铜就是利钱，如果大明狠狠心，可以往下降一点，甚至做成铅锡铜内芯，外面蒙皮，就看朝廷的财政状况了，朝廷财政状态良好，铸币的白银含量高，朝廷财政状态糜烂，那铸币的白银含量就低。

两宋用实践证明过，降低贵金属含量的铸币，完全是在自掘坟墓，因为货币的贵金属含量，在当下就是朝廷信誉的代表。

北宋时候，朝廷铸铜钱一年超过五十亿枚，到了末年的时候，宋徽宗赵佶，就让蔡京一步步的降低铜钱中铜的含量，增加铁的含量，后来干脆全部铸造铁钱，慢慢的连铁钱都不铸了，开始用钱引、交子对下收割，朝廷的信用开始破产。

这个信誉崩溃的过程有点像大明宝钞贬值到擦屁股都嫌硬的过程。

王国光说了很多铸币的好处，有规范样式、便于流通、大利商贸、利于大明小农经济蜕变、促进商业发展，要说货币的作用，王国光能三天三夜说不完，对于大明几近于糜烂的财经事务而言，能铸出来银币已经是极好的了，因为在此之前，大明并没有实质性的货币。

大明每年铸铜钱两千万枚，大约相当于两万贯，也就是两万两银子，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流通需求，只有永乐年间曾经大量铸钱，比如织田信长的族徽就是永乐通宝。

能铸银币已经是老祖宗烧高香，祖坟冒青烟了。

大明福建有银山，银的含量极低，就这还闹出了叶宗留-邓茂七的民乱，那是正统十三年，一场由福建波及五省之地的百万之众的巨大民乱，其规模甚至超过了黄巢当年搞出的动静。

大明一共两次主少国疑，一次是正统年间的明英宗，三杨辅政，一次是万历年间，张居正辅国。

朱翊钧始终觉得历史给三杨太多的赞誉，三杨并没有教育好明英宗，更没有留下一个鼎盛的大明朝，远不如张璁、张居正当国时的成就。

人家张居正给朱翊钧留下了能霍霍三十年的遗产，三杨留给明英宗的可是个千疮百孔，国事危如累卵的大明朝，都是文臣，三杨饱受赞誉，张居正居然混了个褒贬不一。

大明全境一年能出十万两白银，这都算是丰年了，这点银子根本不够用了发行货币。

现在得益于海外白银的输入，大明终于将白银货币化提上了日程，而负责这一切的是新入阁的大司徒王国光。

杨博曾经说过，王国光慎独，就是特立独行，志向高洁不愿意与旁人同流合污，他就是想做自己的事儿，他的主张是国富民强，而不是富国强兵，和张居正的新政有重合的地方，是同志、同行、同乐之人。

杨博说张四维首鼠两端不为人臣，说葛守礼憨直，说王国光慎独，杨博看人真的很准。

朱翊钧和王国光聊了很久，才确定了扩大铸钱的规模，将兵仗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从每年五十万银币的规模，在五年的时间内，升级到每年一百五十万银币，同时加大对云南滇铜的开采力度，将铸铜钱的规模从现在的每年三千万钱，在五年的时间内提升到每年三十亿钱，而滇铜的开采和铸钱，需要黔国公府的支持。

王希元前往云南任巡按主持滇铜之事，黔国公已经表态，全力支持，而且从王希元的奏疏上来看，黔国公府真的在全力支持开采滇铜，要人给人、要粮给粮，平整官道驿路、疏浚水路、遣使与土司苗民沟通有无，确保滇铜顺利开采还出滇铸钱。

黔国公府考虑的和当地势要豪右的完全不同，黔国公府的权力来自于大明皇帝的册封，如何通过开采滇铜，增加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是黔国公府首先考虑的问题。

因为在云南，大明朝廷的影响力，实际上是通过黔国公府实现的，大明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越大，黔国公府的收益也就越大，交通、经济、文化等等，朝廷和黔国公府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云南郡县属于中原王朝得从忽必烈攻破大理算起。

在忽必烈灭大理之前，云南这个地方，一直属于外藩，云南这块地方归属于中国的时间，不过区区三百年，这还要算上胡元宽纵统治离散状态，除去胡元宽纵统治，云南地方，隶属于中国不过两百余年，比安南国隶属于中国的时间还短。

在大明初建的时候，云南仍有大量的土司，而这些土司在这两百余年的时间里，随着黔国公府的日拱一卒已经逐渐消亡。

大明强，则黔国公府强，大明弱，则黔国公府弱，大明亡，则黔国公府亡，这是大明朝廷和黔国公府的关系，也是大明朝廷和吕宋总督府、长崎总督府的关系。

共兴衰、同荣辱。

这是开海过程中的制度探索的过程，这对皇帝而言是极其枯燥无聊的，云南、吕宋、长崎，都远在天边，甚至这辈子朱翊钧都不会过去看看，讨论一个只存在于堪舆图和奏疏里的地方，实在是有些高谈阔论。

制度探索，也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这也就是为何国姓正茂老是给皇帝送美女的原因之一，皇帝虽然到不了吕宋，但是知道吕宋现状的女子，是陛下的枕边人，那么吕宋在皇帝的眼里，会更加真实几分。

王国光通过经济的手段在进步的集权，集权，是帝制之下制度设计的必然。

朱翊钧让冯保送走了两位臣子，单独留下了侯于赵，然后带侯于赵来到了宝岐司，宝岐司有多种农作物，五年如一日，朱翊钧都在亲事农桑，亲自侍弄这些花农作物，他已经从那个养绿萝都会死的种植黑户成为了农学家。

在这个年代，朱翊钧自称自己是农学家，一点都不过分，他已经将徐贞明注解的所有农书看完，并且校对，徐贞明一直在对甘薯经修修补补，对甘薯的定位仍然十分明确，是救荒粮，是补充作物。

而徐贞明的研究重点，从甘薯也开始转移到了稻谷，稻谷的改良要比徐贞明想象的要难，而且是难得多，徐贞明打算用一生去追寻稻谷谷种的改良。

侯于赵作为屯耕大家和徐贞明这个农学家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朱翊钧默默的离开，没有打扰两人。

农桑之事，是朱翊钧最保守的领域，他总是那么小心翼翼的，推动着农桑的进步。

民以食为天。

朱翊钧回到了广寒殿，坐在御书房的书桌上，拿出了一封信，信是戚继光写给小皇帝的，时隔半个月多，戚继光终于写了封信给皇帝，解释了自己为何要进军应昌。

在戚继光看来，哪怕是把他戚继光、李如松、陈大成、麻锦、万余精锐都葬送到了应昌，能换来大鲜卑山山道的完全控制权，对大明而言，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戚继光送到皇宫的是书信，不是奏疏，不走兵部，不过内阁，是私人信件，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私下沟通。

是朱翊钧先给戚继光写信的，戚继光不在京师，朱翊钧就会一月三份书信给戚继光，唠叨自己的习武进度，碎碎念一些贱儒的恶心，碎碎念一些朝中党争。

写信，是朱翊钧从张居正那里学来的，一种非正式沟通的手段，这些书信是不为人知的，不被古今通集库收录的私人信件。

戚继光在书信里提到了金国末年的一支奇兵，忠孝军。

忠孝军是在金国末年组建的，金国的历史，大明读过的都少之又少，甚至连金国本身，都显得很陌生。

金国起于辽东，灭掉辽国后，再灭北宋，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占据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大片疆域。

成吉思汗起于漠北，不断吞并草原诸多部落，对金国不断攻伐，金国丢了自己的龙兴之地辽东，龟缩于关内，不敢擅动，面对成吉思汗的攻伐，金国选择当了缩头乌龟。

金哀宗登基称帝，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朝局，为了救亡图存，金哀宗立刻废除了权奸，整饬军务，富国强兵，而忠孝军自此建立。

忠孝军在遴选上，就是用归正人，也就是从蒙古统治区域逃入金国的回纥、乃满、羌、浑、汉人构成，这些人和蒙古人有血海深仇，最高编制为七千人，增月给三倍他军，军饷是其他军队的三倍，是金国的募兵制大成者。

而忠孝军的战绩是极为辉煌的，大昌原之战、卫州之战、倒回古之战，屡战屡胜，对蒙古的战绩很强，对宋的战绩也很强，唐州之战、归德之战，都给南宋军打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