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他还在考虑应当怎么样让人们接受不得己的投降并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无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他翻查了《唐六典》与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的去读《论语》、《春秋》、《孟子》，试图寻找理论上的支撑点，但是却一无所获。

生命的价值，在“仁义”这样的道德准则之后。

华夏诸族人民，自有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大宋熙宁十年，都普通相信，世间有高于生命的意义存在。

对于家族、对于君主、对于国家、对于种族、对于文明的忠诚，毫无疑问，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凭心而论，石越并不排斥这种说法。

他从心里就厌恶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人。他对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诚，但是石越对民族与国家，却有着极深的忠诚观念。“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咒汉人”，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卑劣的人吗？

一个人如果肯为自己的国家、族类、文明而牺牲，石越会从心里尊重他，并且也认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全种族的尊重。

但关键是，石越认为这种牺牲，应当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选择牺牲的人是君子，不选择牺牲的人就是小人么？

选择牺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选择牺牲的人就罪该万死么？

只要没有反过来去危害自己的国家与族类，那么选择保全自己的性命，难道不可以理解么？如果他还是曾经为国家与族类奋勇战斗过，只不过迫不得己而降敌，难道就不值得同情么？

但是身边没有人石越的看法。

每个人，包括受石越影响最深的侍剑，石越相信唐康也会一样，他们会认为，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们笃定的相信，身为社会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禄者，有义务在关键的时候，为社稷而死。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应不应该去做，在他们看来，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可以说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巨大力量。

石越心里也知道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虽然宋朝出过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但是宋朝灭亡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死节者最多的朝代。石越从不嘲笑他们，一个能够为了自己忠诚的对象去死的人，无论他的能力是多少的微不足道，石越都是尊重的。宋朝的灭亡，那些死节的士大夫有错，但是主要的过错不在他们，那不过是历史的悲剧。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宁年间，就是在这个时代，宋朝的中高级军官，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也极少有被俘的，一旦失败，大多数人都挥剑自刎了。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多数人在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宁死不降敌寇，在道德上，要说服天下人，说如文焕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谅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几个人会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来，以文焕的身份，甚至没有被俘的权力！如果被俘，他就应当自杀。

武状元，不仅仅是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焕。

正如石越同情历史上的李陵一样。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认为他并不是汉奸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视不理么？如果我尝试了，失败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焕一人。”石越这样说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对的么？”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许他身上本来就有这样的矛盾，他既欣赏中国传统的重义轻生，却又受到西方的影响，认为人之是否重义轻生，完全应当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石越知道，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辩论，石越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种逆向而行的事情。但是涉及具体的一条人命，还是一个自己看好的有才华的年轻人，石越有时候就无法把握自己理智与情感的天平。

因为这条人命，很可能就取决于石越心中的天平，向哪边倾斜一点点。

想了良久，石越忽然喟然叹了一口气，虽然这花园闹中取静，十分清幽，然而，从几年前开始，石越就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境安静下来的地方了。他看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古琴一眼，双手不自觉的在古琴上乱划起来，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的后花园，响起了一阵紊乱急促的琴声。

匆匆忙忙走到后花园门口的李丁文与陈良听到这阵琴声，不由相顾一愣，停住了脚步。李丁文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让人分不清是理解还是嘲弄，或者那只是一种无意义的笑容。而陈良的脸上，却只有困惑。

石越自从到陕西后，也许是因为许多事情都可以自己作主决定，而且权力也更大，也许只是因为长期身居高位而养成了一种习性，陈良感觉到石越身上发生了一种不易觉察的变化。他很难说清楚这种变化，只是他发现，石越虽然一如既往的全面听取下属与幕僚们的意见，但是在决策之时，却越来越少顾忌。

比如这次的奏折，石越就没有听取李丁文与陈良的意见，而是坚持要上书，并且用的是最快的急递。

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陈良一时也说不清楚。

正在他出神的时候，忽听李丁文“咳”了一声，琴声戛然而止。一袭白袍的石越回过头，望着二人，淡淡说道：“潜光兄，子柔，你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