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北国，空旷、辽阔。朔风在原野间呼啸，经霜的树叶，在这寒风中猝然脱落，在干燥的沙碛地面上旋转、飞舞着。
唐康骑在马上，举目四望，目力所及之内，除了他身后绵延逶迤的使团，以及周围护送的契丹军队，整个天地之间，竟似渺无人烟一般。只有几只乌鸦落在远处河边的几棵杨树上，张开翅膀，凄凉的叫着虽然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但对唐康而言，这种黑色的大鸟，始终是不详的象征，这一点上，显示着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而这更让唐康心里泛起一种苍凉的感觉。
再走二十里，便是广平甸契丹皇帝冬捺钵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终无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维。作为一个积极推广汉化，锐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浚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为行政首都的地位，但是，这个皇帝却始终未能彻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带着自己的朝廷到处乱转。这样的统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为主之时，或许还并无不可；然而，在耶律浚的锐意变革之后，辽国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县人口越来越多，此时还搞什么“四时捺钵”，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
当然，这只是契丹的内政。耶律浚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唐康只会幸灾乐祸，绝不会有半点的同情与担心。只是契丹的这种制度，对于各国的使臣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折磨。在各国流行互派常驻使臣的今日，耶律浚的四时捺钵，亦意味着各国的驻辽使臣也必须每年跟着他乱跑。而对于唐康这样的特使来说，则意味着他必须在寒风凛冽的季节，鞍马劳顿，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拜会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里咒骂着。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种兴奋。
这一年是大辽太平中兴十一年，大宋绍圣六年。时方三十六岁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绩优异，累迁至武经阁侍读、枢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辽，乃是为了与辽国谈判，修改或终止由如今的兵部尚书章敦在六年前与辽国签订的“互市条约”。
熙宁十八年签订的那份条约，原本应当在去年五年到期后就终止，但宋辽双方谈判没有结果，左丞相司马光顾及两朝交好，又做出妥协，令此议延长了一年。然此事却在宋朝朝野招致极大的不满，更闹出不少风波，迫于压力，两府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必须修改或终止条约。这才差唐康为特使，出使辽国，向耶律浚表示诚意，并妥为解释。
妥为解释！
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着。
说到底，这不过是司马光的一厢情愿罢了。自从绍圣三年，太皇太后下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后，七十多岁的左丞相司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绍圣三年，上表请求召回吕公著，但吕公著回京时，已是口齿不清，不到一个月，便老死于府中。然后，他又请求召回文彦博，但文彦博坚拒不允，反而请求致仕，最后以太师、加两镇节度使致仕，隐居于洛阳。
仅以此一事，唐康便觉司马光不及文彦博多矣。
这并非是因为唐康是文家的孙女婿，所以偏袒文彦博。便以与辽国互市条约之事来说，六年前签订此约，或属迫不得已，然至绍圣六年，大宋朝早已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时的困境。
先是绍圣元年，宋夏议和。石越与司马光一道，顶着国内反对者的压力，遣蔡卞出使夏国，在黑水城与李秉常议定盟约，宋朝以允许秉常每年遣使祭祖、愿意西迁的党项贵人、开换互市、重新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同意两国互驻使节一共五项让步，换取秉常向宋称臣并采用宋朝年号。绍圣二年，王安礼与李宪又奉旨与西夏议定边界，双方并口头承诺，秉常不再东向图谋西夏故地，而宋朝则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再无东顾之忧。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
这一策略效果显著，虽然有情报显示，在绍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龟兹，并且数度大破黑汗，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迁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复了年号。但是，这几年来，宋夏边境，却是的的确确做到了和平相处。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宋朝从河西至横山、河湟，户口滋衍，府库充盈，阡陌相连，羊牛成群。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连带着让陕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绍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横山、河湟、河西诸地，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僧道，在这些地区大做法事，超度死于战争的亡魂这倒并非没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替各蕃部医治人畜，朝廷并为此拨出三十万贯缗钱，购买草药，赐予诸部落。
石越此举，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良好。
的确，时至今时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海外之凌州与金州又发生了战争，但原本预子祭最新章节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的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
海商们在诸侯国或身居要职，或与诸侯们分庭抗礼，但多数人仍然甘愿当宋朝的臣民，他们也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可观的税收。绍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务关税、海外商品禁榷专卖两项收入上，便超过了一千万贯缗钱。而这，还是在宋辇交恶，东西商路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取得的。
东南诸路更趋繁荣，不仅两浙、福建诸路远胜旧观，湖广四路的户口、垦田数、粮食产量、税收，更是逐年增长。而益州路历五六年之休养，亦已渐渐恢复元气。在划定蜀币区、禁军大举北撤后，益州物价渐渐平稳，此后五年间，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着纸币，至绍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来反比以往作为铁钱区时更加乐观。虽然朝廷仍未开放蜀币与交钞之兑换，人们出入益州，携带钱钞无用，只能带货物或者黄白之物，但这与以往实施铁钱区时一样，货币的不能通用，反倒促进了益州与外界的贸易。而蜀币作为铁钱所没有的优点是，发行蜀币成本远远低于铁钱，而铁钱易于盗铸，携带不便，蜀币则反而盗印不易，携带方便。五年时间，不仅益州军民早已接受蜀币，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贯蜀币甚至能换到一贯二十文的交钞。也就是说，在实际上，蜀币比交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须朝廷安分下来，百姓就会扛起锄头，自己养活自己。陈元凤在益州，只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剿抚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盗贼，并因此升任转运副使。
叛乱的西南夷在几次主动出击骚扰皆被王厚、慕容谦击败后，很快便不敢再挑衅宋朝。眼见着一两年间宋朝都未来征讨，这些叛乱的部落顺理成章的又重新开始了互相之间的仇杀，在陈元凤、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的暗中挑拨、收买、分化之下，三四年间，这些部族要么重新归附宋朝，要么早已将项上人头，悬在了戎州的城门之上。
绍圣五年，陈元凤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状，请求朝廷允许他发益州之兵，清算当年西南夷叛乱时的领头部落，乃至要惩戒后来曾经接纳过某几个部族投附的大理国。
在司马光做主的政事堂，这份奏状当然不可能被采纳。为了怕陈元凤惹是生非，司马光干脆将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历练”为名，升任河北路学政使。
绍圣五年的司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马光。无论他做什么事，两府都没有人会反对。
在这一年，朝廷如约赎回了批五年期的盐债，没有一文钱的拖欠。旧党中与司马光渐渐疏远的那群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将此视为自己持续五年抗争的胜利，宣称朝廷只是勉强做了件理所应当的事，但大多数人，要么沉默不语，闭上了嘴巴，要么公开转变态度，赞扬司马光。
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唐康在心里面愤愤不平的想道。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
其实谁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东南之盐债、封建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旧党们记不起远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将石越的功绩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全在于当初司马光坚定的了石越。
世间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诞可笑。
所以，这一年，司马光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但绍圣五年的司马光，亦是暮气沉沉的司马光。
这位七十多岁的司马相公，已经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务，几乎全部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主持。而这位左丞相所做的事情，则是拒绝了陈元凤清算西南夷逆首的奏状，驳回了文焕、薛奕请求西征注辇国的奏状，默认了李秉常在高昌恢复年号，委曲求全的继续执行与契丹这份早应终止的条约！
他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再发行五百万缗新债券，用来筹措资金，修复陕西的灌溉水道。绍圣五年，朝廷国库倒并不缺钱，只不过石越与两府皆认为国库里应当多留一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而直到那时候，在究竟应当继续回收交钞，还是可以适当再发行一些交钞之间，两府依然拿不定主意。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是惊弓之鸟，不管食货社提出多少理论，太府寺怎么进谏，甚至连石越都固执的认为，在国库储备的金银铜与发行的交钞最少达到一比三之前，绝对不宜再发行交钞。司马光显然也持这种心理，于是。发行适度的债券，反而更加容易得到两府的。
总而言之，司马光依然抱着他熙宁十八年所定下的策略，不肯做出任何改变。只要没有人来侵犯大宋，他便不希望兴起一丝半点的边事，无论那对宋朝有利还是无益；只要财政不出问题，他便希望将当前的政策继续维持下去，最好不要有任何新的冒险政策出现
但是，司马光甘心如此，可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甘心如此！
这不是一个安静的时代。
亦不是一个属于七十多岁的老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