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四十八章(出差中,混混章节,求全勤,不求订阅)
在黄埔军校校史上,改名报考者尚有他人,冒名顶替者却只有郑氏一人。在世人心目中,一般冒名顶替者,似乎皆有不轨之图,然而郑洞国的冒名顶替,却没有一丝非份之想,完全出于悠悠报国心与拳拳赤子情,完全可以印证当时军校门额上的四个大字:“革命者来”。[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一九二四年一月,正在湖南长沙攻读商业专门学校的郑洞国,忽然闻听孙中山先生要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的消息,心潮澎湃。虽说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军官学校就是日后彪炳中华现代史册的黄埔军校,也不能预料到这所军校的初期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将星的摇篮,但他对孙中山仰慕不已,对已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心仪神往。他急冲冲去找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读书王尔琢商议。王尔琢是郑洞国的同乡兼小学同窗,还有亲戚关系。殊不知他已南下广州了。郑洞国得知后心更急,想方设法借了六十元盘缠,邀上另三位在长沙读书的同乡,辗转武汉、上海,走海路赴广州。四月初,当他们满怀希望寻着先期到达的王尔琢时,才知晓报考军校的日期已过,郑洞国顿时急得团团转。
眼见郑洞国心急如焚,王尔琢也跟着急。当时在场两位同乡,一位叫贺声洋,也是郑洞国在石门中学的同学,与王尔琢一道报考了军校;另一位则是临澧县的黄鳌,与郑洞国算是大同乡了。他初到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上,便报了两次名,不料他一考便中,落下个名额虚位以待,此刻见郑洞国急成这般模样,便建议顶替他的名去考。郑洞国沉吟半响,决计冒顶黄鳌之名报考军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郑洞国如火的报国赤诚感动上帝,黄埔军校的神圣大门终于对这位迟来的学子敞开了。数日后,两个黄鳌的名字与王尔琢、贺声洋一道出现在黄埔一期的录取榜上。凑巧的是,真假黄鳌都编在第二队,出操点名时,两人同应声出列。
步入军校的最初几天,郑洞国一直是在惴惴不安中生活着,出操点名时的尴尬,不时地困扰着他。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煎熬,他终于鼓起勇气,胀红着脸向区队长报告冒名顶替的由来。后来,校方理解并认可了他的冒名顶替之举,未予追究,只是让他把名字更改过来。以后,这个响亮名字将出现在东征北伐的作战序列间,出现在抗日战争的史册上,出现在新中国参政议政的篇章里,出现在致力于海峡两岸统一的伟业中……
动荡的年代,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更何况郑洞国读的是黄埔军校,不待他与同学们修完学业,反革命的枪声已经响起。郑洞国立即与其他黄埔生一道相继参加平息广州商团武装与陈炯明武装叛变的战斗。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已升任教导一团二营四连党代表的郑洞国随队东征,打到淡水城下。淡水城虽不大,但城垣坚厚,城濠宽深,而城外地势多平坦开阔,易守难攻。三千多守敌据城固守,等待外援解围。东征军远道而来,必须赶在敌方援军来到之前攻克城池。指挥部决定次日清早发起总攻,并限在当日破城。为了完成任务,团部连夜进行战斗动员,组织攻城敢死队。郑洞国身先士卒,带头报了名。
翌晨,攻城的号角吹响了,一场攻坚的恶战在淡水城上城下展开了。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蒋介石亲临城垣前的炮兵阵地指挥督战,团里唯一的一门苏式大炮怒吼起来。霎时,硝烟炮火掩没了高高的城墙。十分钟后,敢死队员们在炮火的掩护下分成几队,扛着一架架云梯,直向城墙脚下推进。可城上的敌军居高临下,凭借着堞垛负隅顽抗,疯狂地用机枪、步枪组成火网。打头的战士倒下了,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恶战、如此密集的枪弹,带着敢死队冲锋在前且很少实战经验的郑洞国不禁心中一悸。但他马上想到了黄埔军校大门上的那副对联,想到“敢死队”三字的份量,想到自己身为党代表的表率作用与责任,立马镇定下来,机警地利用炮击的时机,指挥部下时而跃起,时而卧下,终于冲过了开阔地带,逼近城垣。经过几番浴血奋战,郑洞国和敢死队的战友们终于把胜利的战旗插上淡水城头。
战后不久,郑洞国便被升调教导二团第三营任党代表
随着东征、北伐、抗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郑洞国沿着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的阶梯一步步的上升。历史上的抗日战争,是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为始,但郑洞国的抗日历程,却是从一九三三年的古北口之战开始。此役,他率部前后奋战两个多月,重创日寇;“七七”事变后,他又率第二师参加保定会战,固城数日,于敌重重包围中神奇突围;一九三八年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他率部迂回作战,战功卓著;一九三九年,他以第五军副军长兼率荣誉一师师长之职,率部正面主攻昆仑关,与全军官兵一道谱写了铁血昆仑的英雄史诗;一九四一年他率第八军转战鄂西,固守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不教胡马渡天堑。郑洞国虽身经百战,后却未负过一次伤,有人称他是福将。其实时,他也屡历险情:就在台儿庄外围的那场战斗中,死神的阴影亦曾降临在他头上。当时,他率第二师攻打位于台枣支线上的重镇峄县。那天,他亲自到前线指挥部队攻城,激战中,由于身边一名参谋手中的望远镜不慎在阳光下反光,立即招致日军炮火猛击。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就近炸开。郑洞国猝然无防,只觉得左胸被重重一击,几乎跌倒,幸亏两名卫兵将其扑倒,并以身相护,方才未让纷飞的弹片相断击中。郑洞国满以为身上挂了彩,过后才发现左胸衣袋上仅划了一个破口,除袋内一枚银元被弹片击弯外,自己居然毛发无损。没想到一枚银币竟救了他,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郑洞国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担任“湖南私立九澧中学”校长,该校为现今“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而另一位张心的同学,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面,同样是大名鼎鼎啊
范汉杰,名其迭,字汉杰,别字韶宾,汉族,广东大埔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范汉杰,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人。幼年就读于梓里公学,广州理工学堂格致班肄业,广东陆军测量学校第一期、陆军大学将官习甲级第一期、德国陆军大学毕业。任广东陆军测量局科员,漳州工务局测量员。广东盐务缉私江防兵舰长。一九一五年入陈炯明粤军任排长、连长、少校参谋,援闽粤军第二支队营长等。一九一八年毕业于广东陆军测量学校,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兵站所长。一九二零年任桂军第三路支队长、司令。粤军第二军第六团副团长,第一师代理团长,粤军第六路少将司令兼三水县长。一九二四年春由邹鲁、刘震寰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五月入黄埔学校第一期第四队,是第一期唯一获得将军衔的学员。毕业后返回粤军。一九二五年任粤军第一师一旅中校参谋、营长。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上校团长。一九二七年任浙江省浙东警备师师长,是黄埔同期最早升任师长的人。同年秋蒋介石下野,旋辞军职赴留学,后转赴德国学习和考察军事,一九三一年夏回国。一九三二年任第十九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副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一月授陆军少将,同年九月,由时任陆军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保荐,任第一军副军长。一九三七年夏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兼高等教育班主任。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九月任第二十七军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一九四二年一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六月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当选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一九四四年任第一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上海抗战和中条山战役。一九四五年一月陆大将官班毕业,三月授陆军中将。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国共内战时期,一九四六年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一九四八年任陆军副总司令,山东第一兵团司令官,热河省政府主席,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同年十月十四日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被人民解放军所俘。一九六零年十一月特赦获释,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在北京逝世。
著有《抗战回忆记》、《发动全面内战的序幕》、《锦州战役经过》、《胡宗南部在川北阻截红军经过》,译著《德国步兵动作》等。
范汉杰一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广东大埔县,其父乃乡间文人,任小学校长多年。范汉杰少年时在其父创办的梓里公学就读,一九一一年夏考入广东陆军测量学院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一九一三年毕业后任职于广东陆军测量局科员,曾在东江、潮汕一带从事测量工作。一九二零年调任两广盐运使署缉私总稽九江缉私船管带,后又升任江平舰舰长。一九二三年转任桂军刘震寰部参谋、科长、支队长等职,官阶为上校。
一九二四年五月,黄埔军校创办。时范汉杰已从军多年,年龄也快30岁,对是否报考有过犹豫。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范汉杰出于对革命的憧憬,还是去报考并轻松地被录取。黄埔一期生象范汉杰这般年龄的还有若干位,但带着少将军衔上学的仅他一人而已。
黄埔军校毕业后,范汉杰象其他毕业生一样,从头做起,在军中担任排、连、营职务,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邓本殷的一、二次东征。一九二六年夏,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因范实战经验丰富,遂被提拔担任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为黄埔一期生中最早升任团长的三人之一。范率部参加著名的汀泗桥战役和德安马回岭战役。同年十月升任第十师副师长。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宁汉分裂。汉方第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师师长蒋先鼐投奔蒋介石,范汉杰也随之离开武汉转赴南京,深受蒋介石器重,被派往浙江担任警备师师长,成为黄埔一期生中最早任师长者。是年八月,蒋介石下野,浙江警备师被改编,范汉杰被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高级参谋。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即派范汉杰去考察政治,军事,接着又转赴德国,在德国多所军事学校见习,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才回国。
本来,蒋下野使范汉杰改任虚职,并被视为蒋系人马而前途受挫,谁知,蒋下台时间短暂,当要送范汉杰到国外学习,范还有些介意,怕妨碍晋升速度。但事实倒丰富了范的从军资历,使他好长一段时间被视为军内为数不多的军事教育家之一,多次被委军事培训重任,与不少当过学员的军官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为自己的升迁奠定了基础。一九四五年三月,他被正式授予陆军中将衔,五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央监督委员会委员,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心腹爱将。
因广东籍的因素和北伐时的渊源,一九三二年初,范汉杰被调任第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又转驻福建,范担任国民政府驻闽靖公署参谋处处长。翌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革命人民政府,将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以蔡廷锴为总司令,粤军元老之一邓世增任参谋长,范汉杰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当时高级干部中的潮汕籍有两位,一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丰顺人徐名鸿,二是第六军军长、惠来人翁照垣,上述两位本刊已有介绍)。当时闽方的兵力为:将原第十九路路军五个师扩编为五个军共十个师,由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分任军长,另将闽南的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的民军改编为第六军,此外,还有两个航空大队,号称近十万兵力,实则仅有兵员六万多名。
本来蒋介石对非嫡系的第十九路军就心存芥蒂。“闽变”爆发,蒋更为忌恨和震怒。六年前,蒋就敢于与原来的上司汪精卫以及众多前辈分庭抗礼,时至今日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岂容第二个“政府”出现。他决心不惜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加以消灭。他仍采用其惯用的两手策略。一方面,自任“讨逆军总司令”,集结十五万之众分兵三路,由军中高级将领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任司令大举进攻;另一方面,派出在南京任职的原与第十九路军将领有故交的官员和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用高官厚禄、恩威并重的手段策反第十九路军人员,其中,被他赏识、提携过的范汉杰就是他拉拢的主要目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蒋军大兵压境,闽方急商对策。开始,第十九路军将领多有分歧,有的主张御敌于闽北,将蒋军堵在福建外围;有的提出撤守闽南,以求背部广东老家和江西红军;有的强调应将兵力收缩,死守福州,以固元气。最后虽统一于第三种方案。但由于意见不完全统一,兵力转移迟滞,贻误战机,为兵败埋下种子。
起初,蒋军对闽方声称有六个军近十万兵力还有所顾忌,且战且察,步步为营,不敢长驱直入,但由于范汉杰掌握了军中的电报密码,范将这些密码密告蒋介石当局,被蒋军及时得悉闽方的军事部署和兵力实际情况。蒋军将计就计,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不到一个月,闽方全线崩溃。使曾在“一.二八”抗战中威震中外的第十九路军就这样被蒋介石彻底消灭。
范汉杰又一次受到蒋介石的嘉许,事变平定后,范汉杰被委为南昌行营中将高参,由于南昌是蒋围剿江西红军的大本营,蒋介石常驻于此,从而使范汉杰首次进入蒋的军事中枢。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