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9章武穴（上）

沉闷的汽笛声从长江上传来，一艘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客轮在江面上鼓轮西行，那根烟囱里喷出的淡淡黑烟表明，它的锅炉烧得是优质无烟煤，在长江上，只有快速豪华客轮才会使用这种煤炭，不是什么人都坐得起这种客轮的。

客轮的前甲板上站满了乘客，现在天气炎热，船舱里又没有冷气，呆上片刻就是一身的臭汗，还是甲板上凉快，江风习习，景色宜人，站在前甲板上迎风而立，倒是有那么点“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味道。

当然，这艘客轮不是去扬州的，那得往东走，这艘轮船的目的地是武汉，那个九省通衢的商埠，同时也是这个时代中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

站在前甲板上的乘客多半都是中国人，外国人反而很少，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本就是一艘中国船东的轮船，只不过是挂上了英国旗，真正的外国有钱人是看不上这种“豪华”客轮的，只有那些穷困潦倒的外国冒险家才会乘坐这种轮船，因为登船手续简单，很少会出现外国巡捕，更不会有来自遥远祖国的通缉令。

为了掩人耳目，这艘中国客船甚至起了一个英国式的船名：牛津号。

一般来说，真正的中国有钱人也不会选择这种客轮旅行，一来掉价，二来不舒适，只有那些将富未富、不能称之为“富豪”的有钱人才会出现在这种客轮上。

作为一个实业家以及一个算不上富豪的人，邹廷弼老先生就站在这艘客轮的前甲板上，虽然他号称“东南实业钜子”，但像他这种小资本的商人在东南一带一抓一把，他之所以能够引人注目，只不过是因为他名下有一家银行，而且可以发行纸币，这年头，能够将工业和金融业成功撮合到一起的中国商人还真没有几个，邹廷弼算一个。

邹廷弼是实业家、实干家，绝不是那种空手套白狼的冒险家，能够从一个洋行的小买办走到今天这一步，没有一点魄力和能力是不行的，如果从同治年间算起的话，他已在商场上打拼了近四十年，什么样的大风大浪都见识过，当年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洋商的那场蚕丝大战他也是亲身经历过的，之所以没有跟着胡雪岩一起倒下，只是因为他的谨慎。

魄力、能力、谨慎，再加上适当的投机，如果这样还不能成功的话，那就是“命中无时莫强求”了。

正因为这种谨慎，邹廷弼才不得不再次远赴武汉，解决一个燃眉之急，为了赶时间，他甚至选择了“牛津号”，若是放在以前，他也不会选择这种挂着假洋旗的客船。

五天之前，两个自称是共和军采购代表的青年拜访了邹廷弼，向他出示了一封电报。电报是湖北都督赵北拍来的，内容很简单，要求邹廷弼立即解释一下为何迟迟不去武汉帮助共和军政府组建商业银行，电报的措辞有些严厉，这让邹廷弼很不安。

邹廷弼不是不想尽快在武汉成立商业银行，实在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忙得四脚朝天，根本脱不了身处理别的事情。

自从赵北投资的那五十万大洋入了帐，信诚银行就算是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再加上大规模的战乱很快平息，挤兑狂潮总算是消退了，雄心勃勃的邹廷弼一心想将自己的银行发展成大型商业银行，与美国花旗、英国汇丰比肩而立。赵北当初答应过他，要向银行注资一百万两白银，先期投入五十万，后续资金只等银行扩充资本金后就可到帐上，为了在赵北注资之前扩充银行资本金，邹廷弼一直忙着说服那些小股东增加投资，几乎费尽口舌才将银行资本扩充两成，但距离达成他控股百分之五十一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艰难抉择之后，邹廷弼一咬牙，将名下的全部丝厂、茧厂都盘了出去，又将几处当铺也转让给了别人，这才凑够了资本，全部投入银行，打算将银行规模扩大，先期在上海、天津等处增开几间分行，提高存款利息，与大银行抢生意。

但还没等上海、天津的分行开业，共和军的采购代表就到无锡拜访了邹廷弼，看了赵北的那封电报，邹廷弼这才发现自己忙昏了头，竟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取信于赵总司令。

乱世之中没有实力派的支持，任何商人都是站不住脚的，邹廷弼投靠北洋势力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北洋集团掌握着交通银行、大清银行，无论如何是看不上一家资本金只有一百万圆的小银行的，只有共和军、只有赵北赵司令才将信诚银行当成宝贝一样看待，如果再失去这个有力的臂助，一旦形势有变，邹廷弼就会成为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如今的乱局中，盯上信诚银行的大有人在，邹廷弼不得不寻找靠山。

所以，必须采取措施挽回局面，重新得到总司令的信任和支持。

写信解释是不行的，邹廷弼决定还是亲自走一趟，于是在略做安排之后，带上几个家人，捧着一份详细的银行发展计划，登上一艘当天起航的客轮，前往武汉拜会赵北。

前甲板上的乘客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熟人谈天说地，陌生人也互相套着近乎，作为一个交游颇广的成功商人，邹廷弼也不例外，他正站在一根通风管旁，与一个武汉商人谈得正酣。

那个武汉商人名叫黄瀚丞，字训典，是武汉著名拆货店“黄志成”的东家，而且也是汉口咸宁同乡会的会首，与蔡同泰的蔡辅卿、张万顺的张熙初、葆和祥的毛树棠并称“咸宁四大财主”。

说起“黄志成”，不仅在武汉本地大名鼎鼎，便是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小商贩也知道这家老铺，往往长途跋涉，委托船户从武汉“黄志成”老店进货。

所谓“拆货店”，就是二级批发店，由于大批发店不做零售生意，小商小贩无法直接进货，于是拆货店应运而生，这些店铺从大批发店购进大件杂货，拆散了出售，顾客除了小商小贩之外，还包括附近的居民。经营这种店铺，需要的本钱不少，但利润不大，讲究得就是一个“薄利多销”、“快速周转”，黄瀚丞经营拆货店已有近二十年，算是同业中的佼佼者，“黄志成”最鼎盛的时候，其一天的营业额就达白银万两，还曾短暂兼营过长江航运业，实力之雄厚，可算是这个时代中国本土批发业的翘楚。

不过时过境迁，庚子年后，随着外国批发商、零售商的大举入侵，“黄志成”已显出疲态，陈旧的经营理念、同行的互相拆台以及黄氏一族的奢华生活，已使“黄志成”步履维艰，去年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好不容易将房产抵押给浙江商帮，筹集了一笔资金，准备扩大经营范围，但没曾想“戊申革命”爆发，共和军在汉口与清军激烈交战，炮火不长眼，“黄志成”最大的一座堆栈被炮弹命中，存放的全部货物化为灰烬，遭此致命一击，“黄志成”顿时有一蹶不振之虞。

无奈之下，黄瀚丞只得再次求助于钱庄，但由于战乱不息，共和军又与日本舰队发生武装冲突，赵北发出“春分通电”，进一步增加了湖北政局的不稳，实力雄厚的江浙商帮只得暂时退回江浙一带，观望局势发展，不再向湖北商人提供大笔贷款，所以，当黄瀚丞带着帐房赶往江浙时便吃了闭门羹，江浙商帮拒绝伸出援手。

黄瀚丞垂头丧气的从江南乘船返回武汉，在“牛津”号前甲板乘凉时遇见了同乘一船的邹廷弼，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并很快将话题集中到了汉冶萍公司的扩股之事上。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准备扩股的新闻前几日已经登载在了各大报纸上，扩股的细则、股东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董事会的组建等诸多细节均一一详细列明，邹廷弼在登船之前就从《申报》得知了这个消息，此次武汉之行，他的一个次要目的就是实地勘察一下汉冶萍公司下属的钢铁厂和煤矿，如果确实有发展潜力的话，他也打算入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今后的实业发展方向就是金融业和重工业了。

至于黄瀚丞，虽想入股，但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只能望洋兴叹，当得知邹廷弼是银行家后，他的心思才活络起来，旁敲侧击的向邹廷弼探听贷款事宜。以前他思想守旧，贷款时首先是考虑旧式钱庄、票号，但此次在江浙碰壁，让他幡然醒悟，意识到银行才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和钱庄比起来，银行不关心贷款方是何方神圣，只要贷款有利可图，就会进行投资。

对于黄瀚丞的贷款意向，邹廷弼并未一口答应，毕竟他也清楚，由于得罪了日本政府，湖北局势发展不明，而且现在袁世凯的中枢政府打算裁军，与南方实力派矛盾加深，“南北冲突”未必只是洋人报纸的揣测，万一到时候武汉再次发生战斗，“黄志成”或许就会彻底的倒下，那样一来，银行贷款就算是烂在里头了。

不过金融业向来就是风险与机遇共存，不然的话，邹廷弼也不会亲自赶往武汉拜会总司令了，因为在他看来，即使南北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北洋集团也未必能够一口吞下共和军集团。

邹廷弼之所以急急忙忙亲自赶往武汉，正是看中了共和军的朝气蓬勃，他本能的感到这个军事集团远比暮气沉沉的北洋集团更有投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