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李延良一行军事参谋人员抵达静海县（今天津静海区）后，遂与秦军运粮车队分别。

在县城稍事休整一晚后，次日租了两辆马车，奔天津府而去。

当日下午4时，几辆马车进抵天津城郊外，便被无数的饥民给堵在了路上。

约莫有三五万人，密密麻麻，蜂拥朝东边的码头奔去。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几无蔽体，很多人已是饿得虚弱至极，连走几步路都要气喘半天。老人、儿童和孕妇全部挤在一起，饱受疲惫和饥饿之苦。

“什么情况？”甘长胜见赶车的老汉回转过来，连忙问道。

“回齐国将爷的话。”那名车把式恭敬地应道：“都是城里跑出来的饥民，听到码头有大船抵达，便都一股脑地向那边跑去。”

“是你们大秦朝廷运来了粮食吗？”

“虽然朝鲜战事停了，但伪明的战船还时不时地四处游荡，朝廷的运粮船哪敢走海路过来，怕不是要被人家给擒获了！”那名车把式摇头说道：“应该是你们齐国的移民船，或者是南洋几个藩国的移民船。嘿，还别说，这些移民船来了，一般都会装些粮食过来，在码头支几口大锅，熬煮些粥米，再烙些大饼，只要有上船跟着出海的，每人都能给管饱。”

“哦，看见这些移民船过来了，你们秦国官府也不管？”甘长胜笑着问道。

“咋管嘞？”车把式牵着马，将马车朝路边移了移，免得阻了那些奔行的饥民道路，“以前没灾荒的时候，官府还能将那些移民船拒之海外，不让它们靠岸，以防他们掠我大秦百姓。可去年到现在这波灾情，官府手里没粮食，又能怎么办？总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百姓都饿死吧？依着我说呀，官府巴不得让这些集聚的数万灾民乘船出海，免得把人饿极了，生出些许事端！”

“瞧瞧你们大秦的朝廷，真是扯淡！闹个灾荒都这般应对迟缓，巴巴地看着治下百姓四处逃难。”甘长胜不无嘲讽地说道：“干脆都别当大秦子民了，跟着我齐国的移民船，去我齐国吃香的喝辣的！”

“嘿，那感情好！”那个车把式小心地四下看了看，随即转过头来，陪着笑说道：“要不是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心底里还有几分故土难离念头，说不定也趁着官府放松管制的时候，坐船到你们齐国发财去了！”

这些齐国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不过，谁让人家有钱呢？

哪像我大秦，虽然幅员万里，人口亿万，但还真没人家齐国富裕。

像他们这些“丘八”，据说一个月的饷银就是好几十块银元，别说秒杀我大秦新军官兵的薪俸，就是县里头的老爷都没他们高！

另外，你看他们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精致异常”。这灾荒年景，我大秦百姓数十上百万人衣食无着，可他们还天天寻摸着吃肉。饭后，还要喝茶，或者饮用那些味道怪怪的东西。

在我大秦百姓视为稀罕东西的蔗糖，人家就像吃盐一般，兜里随时都能掏出一把。

你说，都是同样的华夏族裔，齐国咋会变得那般富庶呢？

难道真的像人家说的那样，是我大秦朝廷太“扯淡”，不舍得给我们小老百姓花钱？

其实吧，若是与历朝历代相比的话，最舍得给老百姓花钱的朝代，还真的属我大秦朝廷！

虽然大秦取代前明，许多政治制度和治理手段也沿袭前朝，但大秦的底色却比明朝强出一头。就以朝廷的财政收入来看，“岁入五千万两”，都是远超历朝历代的。

根据各种详细资料显示，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仅为300万两白银，不过，这只是单从货币上来讲，因为明朝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是以纳粮的形式进行征收的。如果把这些粮食也兑换成货币来计算的话，明朝每年财政收入大概在2000万两左右，最高一年是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总收入达2295.3万两。

然而，哪怕是这最高一年的收入，跟大秦时期的年平均收入比起来，也相差甚远。

何也？

受齐国的多重影响，大秦繁盛的海外贸易，国内逐步兴起的工商业，再加上自身人口规模的增加--意味着“纳税人”的增多，都使得朝廷财政收入较前明时期，有大幅增长。

据大秦户部统计，乾元四十年（1722年），在政府财政收入中，50%-60%左右来自于工商业，仅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15%以上。

非农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内、国际贸易才是大秦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另外一点，大秦的税收来源也比明朝较多。秦国的税收不同于历朝历代，除了对田地、工商征收赋税外（明朝的商税征收就是一个笑话），还在关税、盐税、奢侈品进口税（主要是来自齐国的玻璃、钟表、象牙、珍珠、玉器、珍贵木材等）等方面上进行苛收。

粗略估算，大秦光人口就比前明万历时期的要多（万历时期人口约为1.2-1.3亿），人一多所食的盐就多，盐税也就多了。再加上其他名目上的税收，以及纳税人增加，导致税收大量增加。

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这个时期大秦的通货膨胀较明朝严重多。此时的国库收入虽然高，可是商品价格也高，大秦的米、布、日常用品等等价格一直在上涨，国库的钱虽多，可购买力并没有随之大幅增加，呈现出了稍稍“虚胖”的样子。

尤其秦齐之间巨大的贸易往来规模，使得大量的白银流入秦国，相当于是间接地输入了通货膨胀，这就造成白银的实际购买力在呈缓慢而坚定地下降。

朝廷有钱了，自然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除了发展武备，开疆扩土，以消除北方和西北边患外，那就是埋头理政，夯实国内统治基础。驿道、铁路、码头、治河、修堤，兴建农田水利……，大秦每年都会为此投入数百上千万两白银，积极改善国内各项基础设施条件。

另外，对于灾荒年景的赈济和救助，朝廷也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般扯淡。

好歹都是大秦子民，更是关系到统治基础的稳定，作为一个皇帝，如何会在灾荒时期，不加任何赈济，而任其自生自灭？

不要忘了，包括齐国、北明，以及众多南洋汉人小国于旁窥视，无不挖空心思要“拐带掠取”我天朝子民。若是朝廷方面，在面对灾荒时毫无作为，岂不是为“外人”所趁？

更让大秦朝廷引以为忌的是，前明的崩溃，就是灾民四起，流民荼蘼天下，继而才有大秦太祖孙可望于野趁势奋起，从而以秦代明，建朔立基，成就大秦王朝。

早在孙可望还为秦王辅政时期，就参照了齐国的防灾救助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细致的“荒政”之制，即救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