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心希望种下的西瓜，却没有想到收获的却是一颗畸形的豆子。卡在朱元璋的脖颈，使他不吐不快。原来，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接下来，朱元璋又为孙儿讲述了几个看似啼笑皆非，但又无可奈何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皇帝的号召，把潘俊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乌程县百姓余仁，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事情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衙役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就因为这一条，太康县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还有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衙役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

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群众，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又为官吏们的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沈显等四人的案件，又触动了老朱的心事，在那里絮絮叨叨的为孙儿讲解着自己心里的不愉，朱允炆才发现，从神坛上跌下的老朱，此时变的如同乡下歉收的老农一样，不断的诉说自己辛苦的付出却得到了不应该的回报。

心下不由恻然，这种问题，就算是在七百年之后的全球，也是一个十分令人头痛的问题，不知道老朱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追求。这样还是在专制之下的产物，要是自己盲目实行民主，那么再出现此类的情况，不是要懊悔的一头撞死在豆腐上？

想透了这一条，对于今后将要实行的做法又坚定了一些心思，不过此刻看到朱元璋这么伤心，心里也不禁有些难过，觉得对面的这个老人有点太苛责自己了，于是走上前去，用手抚在朱元璋的背心上，轻轻的安慰着。

谁知手触及所处，顿时觉得有些不对，仔细看向朱元璋时，却发现其双目发赤，两颊泛红，呼吸急促、浑身好像都在颤抖一样。

大吃一惊，手不由自主的伸向朱元璋的额头，手掌立即传来滚烫的感觉。忙转向德阳喊道：“快传御医过来，皇祖父发烧了！”

朱元璋回过神来，伸手打掉朱允炆的手，涨红的脸庞出现一种粉红，站起身，对就要出去的德阳道：“回宫！！”

德阳不敢违拗，他跟随朱元璋多年，甚至这个主子的性格极是要强，虽然年迈也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在孙儿面前本来想借此教导一下朱允炆从政经验，谁知道却看到自己失败的一面，一时有些丢不下颜面，所以就算有病也不愿意再这个地方显露出来。

于是，朱元璋在德阳的陪同下，回宫歇息。朱允炆再也没有了看热闹的心情，回到文华殿，就迫不及待的将杨杰唤到里面，仔细的问其中的缘由。

杨杰讲解道：大明的衙门基本依据蒙元制，有“三班六房”，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

但是蒙古人占领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以至于在相当的程度下，蒙元的各地政务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胥吏在整个官府体系内属于最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所以大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但是由于蒙古人的无知，导致了地方政务其实是由最基层人员也就是胥吏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

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后，重胥吏而轻官府的传统竟仍在继续，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员，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

为此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朝廷治贪，比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这些都是《大诰》中所倡导的，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就会遭到族诛。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蒙元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治国的理念。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府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动百姓们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贪污案”等等，都是为了重建朝廷官府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那就是知丁法，本来两者相乘，朱元璋以为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杀了不少，无论是知丁法还是制裁胥吏，却都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种下的西瓜，非但没有丰收，反而收获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难怪朱元璋这么的难受。

杨杰把自己所知的详细的讲解给朱允炆，时间过得飞快，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到了用晚膳的时间。

就在宦官请太孙殿下用膳时，宫中突然来人，说是皇上传召，当下朱允炆顾不得晚膳，立即随之过去。心里想着老朱今天下午的情况不妙，此时千万不要有个三长两短，否则，自己完全没有准备之下，连能否太平登基还说不定，更不要说今后的统治大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