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又有人禀告皇帝有事商议，刘因看着其离去的背影，暗叹口气。

南朝皇帝虽然没有否定自己的提议，但刘因也意识到自己操之过急了，而心中不免忐忑。不过他并未后悔，自己所言皆是处于公心，却非出于私利，担心的确是因为此遭到其的猜忌，怀疑自己的动机不纯。

刘因虽然未经历过蒙古人灭金的惨烈战事，亲眼目睹过屠城的惨状，但他见证了蒙古统治下百姓的痛苦生活，以及遭受的压迫，也体验到了作为下等人被蒙古人欺压的屈辱，这种彼此间的仇恨岂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

看着眼前的南朝皇帝，刘因暗自叹口气。想着这个年轻人幼年就因为蒙古人的南侵而遭受灭国之痛，其皇兄作为亡国之君被掳掠到大都，宫中无数嫔妃和宫女成为蒙古人的胯下玩物，皇亲国戚被屠戮，这不仅是灭国之仇，也是毁家之恨，岂能轻易释怀。

再者，南朝皇帝在灭国之际虽然逃出临安，却也失去了安逸的生活，踏上颠沛流离之路。其间被蒙古人一路追杀，又经历了皇兄病亡于逃亡途中的惨事，更亲眼目睹了无数军民惨遭屠戮的景象，更见证了泉州血夜中上万的宗亲和士子倒在蒙古铁蹄之下。

此后，蒙元江南诸教总统杨琏真迦焚毁南朝旧宫，又盗掘南朝绍兴皇陵，不仅发掘了历代陪葬的上千宗亲及重臣坟墓。还挖开了多座皇陵，盗取了陪葬的珍宝，又将尸骨曝尸荒野。而在民间挖掘祖坟已经是不共戴天之仇，何况是帝陵。

而当年南朝侵入江南之时，风传凡是战争中被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不论是官民，还是兵卒皆尽数斩杀，财产尽数没收，更是亲手虐杀了蒲氏一族。尽管二次北伐进入中原后有所收敛，但被俘的蒙古和色目人也皆被编入苦役营，从事危险又繁重的劳动。

可见蒙元与南朝皇帝间的仇恨已是刻骨铭心，岂能轻易化解，让其放下心结也非朝夕之事。另外，南朝的重臣和官员大都是经历了蒙古灭国之战，他们同样经历了国破家亡之苦，又一次次在蒙元的追杀中失去亲人，对蒙古人的仇恨同样深刻。

至于军中的兵将哪个家中没有亲人死于蒙元屠杀之下的，而他们许多人更是为了报血海深仇才愤而应募投军，加入抗元的队伍之中。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前赴后继，不畏牺牲征战四方，誓杀鞑子。

刘因也明白南朝上下正是皆怀着‘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信念誓报国仇家恨，才能仅仅的团结在一起，上下一心将蒙元逐出江南，又北伐中原。而一旦南朝皇帝放弃仇恨，寻求与敌族和解，那么必将失去民心和军心，进而导致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当前南军攻取大都在即，在这决战的时刻，南朝皇帝即便心胸广阔，能够放下国仇家恨，也绝不会因此而宽赦仇敌。何况自己的建议更像是书生意气有感而发，如空中楼阁般不切实际，无从着手实施。

刘因在阁架库枯坐良久，思索着如何才能彻底消除边患，与北地诸夷和平相处，从而实现中国一统，实现不世伟业。可想了半天，也没有立竿见影之策，彼此间的仇恨可能需要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弭。

想到此，刘因顿感刚刚与南朝皇帝的答对太过肤浅了，缺乏长久的规划和算计，有些操之过急。但是蒙元朝廷倾覆在即，一旦南朝不改当下之策，对滞留中原的蒙古人，乃至色目人加以报复大加屠戮。而对草原持续用兵，仿照前朝实施‘减口’和封锁政策，只能加深彼此的仇恨。

刘因虽是中原大儒，但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清楚那些所谓上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也并非皆是权贵，更多的也是平民百姓。他们同样要靠辛苦的劳作填饱肚子，而每有征战常常被签征为兵，自备战马甲胄出征，这也成了他们沉重的负担，为此甚至要典当物品，向斡脱人借贷。

这些生活在中原的普通蒙古人和色目人，多数已经是二代、三代，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也渐渐也接受汉俗，学习汉语、汉字，着汉服，行止与中原汉人无异。与他为邻的蒙古平民并非皆是凶恶之徒，大家同样可以和睦相处。

许多滞留中原的蒙古人并没有参加过灭宋之战，但是当下蒙元战败，他们却成了被报复的对象，为自己先辈的残暴付出代价。刘因一路行来，见到了太多蒙古人和色目人遭到劫掠，财产被夺走，妻女被奸淫，而后被杀死。可是这些行凶之人，却往往不是侵入中原的南军兵卒，而是普通汉人百姓。可见痛恨蒙古人的并非只有江南人，也包括饱受蒙古人蹂躏的北地汉人。

不过刘因觉得这些普通蒙古人和色目人同样无辜，他们或是先辈也是受到蒙古权贵的驱使侵入中原，该受到惩罚的而非这些普通百姓。但是那些权贵在南朝大军到来之前，大多已经携家带口北逃，留下的皆是这些蒙古平民承受灾难。

刘因无力改变形势，但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些无辜者发声，为他们请命，却不是成为民族仇恨的牺牲品。而要保全他们则首先要劝服南朝皇帝，使其阻止仇杀悲剧的发生，避免两族间一代代的相互征伐。

可要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刘因明白仅仅靠圣人之言和几句大道理是无法做到的，而应该让南朝皇帝及南朝众臣们明白还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征服草原，避免两族间的战争，并能够从中受益。

想到此，刘因拿过案上的纸笔，展笺提笔在上边写道‘人性皆可与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他文如泉涌，笔若游龙，洋洋洒洒写下自己所想，分析了当前形势，展望未来战事发展，提出了民族和解避免战争的方略。

首先写道当前大宋武力强盛，经济繁荣，已经锁定胜局，收复中原近在咫尺。而蒙元大汗昏聩，官员腐败，暴政之下，民生困苦，朝野怨声载道，已经失去了上天庇佑。大宋兴义军，伐暴政正是民心所向，但滥杀无辜有损天德。

接着刘因继续写道‘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而同生天地之间，其中大有能知礼仪，且愿为顺民者，已与我华夏之人无异。’

因而在征伐中应诫谕军中将士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今所俘获伪元官卒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

对于元人来归者，皆应推诚待之不疑，施之以恩，犹欲怀之以恩，不谓豺狼不可驯。对于有一技之长者，可以加以留任。或可征召为伍，给予厚利，随军北上为国征战，讨伐叛逆，使之诚心归附。

对于滞留中原的蒙古和色目人应以国民待之，不分高低平等视之，督促地方官员保护其性命及私产，严禁他人抢夺。按律分与其土地及农具，不加征税赋，勿滥发徭役。经商着准其从之，照章征税，不可以另类视之。

只要能人尽其能，尊其风俗，则民心可收，边境可定，必将使敌纷纷投靠依附，两族间矛盾缓和，为长治久安打下基础。长久以往，便可知汉俗、明礼仪、通婚姻，修习圣贤，则两族相融，难分彼此。

对于遁入大漠深处的蒙元残余，刘因的建议除了征讨叛逆，修变成抵御侵袭外。他着重强调了边贸的重要性，因为那些崛起的枭雄们亟需和中原进行边境贸易：从汉地获取物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草原世界的政治组织程度越低，草原上的强者越需要通过和中原保持贸易来加强自身权威。

但是他不建议采用完全开放的汉唐时代的贸易状态，因为这意味着那些草原新贵能代表整个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而他们一旦获得战争需要的铁器，甚至火器，便具有了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实力，因此对贸易规模和种类要加以限制。

另外则因为蒙古对金和南宋的征服是草原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征服中原世界，杀戮所带来的痛苦记忆和恐惧感，都是汉唐时代未经历过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初年的匈奴、隋末唐初的突厥、唐中后期的回纥，虽然时不时会在边境地区抢掠一把，但通常都满足于从维护贸易秩序和中原政权的额外馈赠中获利，有时还会为中原王朝当雇佣军去对抗其他敌人。

而现在蒙元残余，或是分裂出来的部落的诉求也许少了政治方面的内容，但蒙元征服的记忆注定让宋朝不可能同意这种名义称臣下的边境贸易，而是选择平等贸易，甚至可能会断绝这些势力尽的不相往来。而这做法在其看来同样不可取，只有通过贸易才能对其施加影响，并加以同化，从而逐渐将他们完全汉化，归于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