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兵临哈密城下。

哈密是一个曾经独立的地方，但是后来蒙元灭亡前夕，占据哈密全境的察合台汗国也分崩离析，暂守哈密的威武王兀纳失里亦自立为哈密国王。兀纳失里病逝后，其弟安克帖木儿继位。

后来安克帖木儿被封为大明忠顺王，为了表示对哈密的笼络，所以一直没有往哈密驻军，就算是所谓的哈密卫，也不过是在沙州一带驻防，距离哈密城足有数百里之遥。

而在哈密本地所设指挥、千户、百户等官也基本都是有本地军人担任。只是仿造藩王例，派汉人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善为纪善，共同辅政。

同大明的官员一样，安克帖木儿对于从西方来的那只瘸狼错误的进行了估计。凭着蒙古人那种特有的成吉思汗家族人的骄傲，特别对于血统有待商榷的帖木儿，十分的看不起，帖木儿右路军统帅哈里虽然曾经二度派遣使者前往劝服招降，但均遭到回绝。

哈里麾下的将领们激昂气愤，要求屠城，也就是打算将整个城市之居民，包括幼儿在内，全部杀光。

一连串惨不忍睹之激烈攻击行动于是展开。哈里首先驱赶一路抢掠的牧民为其建造高台，倘若高台之高度不够，便杀害牧民，将尸体重叠堆积，在上面覆盖泥土，然后再从高台之上发射弓箭及石弹攻击城内。不但如此，还将居民之尸体丢进巨型锅炉之中熬煮，提炼出脂肪之后，涂在城墙壁上放火点燃。一项项的残虐暴行可谓是前所未见。在大火和烟雾之中，本来就不坚固的城墙遭到破坏，眼看着哈密朝不保夕。

在王府长史周安和纪善刘行善的劝说下，忠顺王准备弃城往嘉峪关方向撤退，并因此聚集了最后的一千五百名亲卫，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城内的伊斯兰教信徒。好像早就商议好的一样，已经不耐烦圣战一再被延迟，组织起来纷纷干扰守军的行动。并有计划的破坏忠顺王逃跑的行动。

长街之上，到处都是堆放的障碍或者是燃起的火焰，哈密城中，已经分不出是敌是友。也分不清谁在抵抗，谁在捣乱，一千五百人护送着忠顺王府大约七十余口，竟然在城中辗转了一个时辰，还未能走近城门。

此时。哈里已经对哈密形成了包围，而且在城内穆斯林的帮助下，已经攻破城墙，部分骑兵进城，导致了事态的恶化。

忠顺王投降，周安和刘行善被诛杀，哈密城内同巴儿思渴一样，成了修罗场。谁也不知道是哪个先沦陷。是哪个先遭殃。要不是帖木儿需要傀儡，也需要一些行动去说服已经破落的蒙古王公，说服现在一直态度暧昧或者是准备抵抗的瓦刺、鞑靼贵族。

帖木儿大军拥入哈密城后，展开了一场遗臭历史的残虐杀戮。“哈里一声令下，老幼一人不留，屠杀殆尽。血流成河，横尸遍野。腥秽数里可闻，天地为之色变。同感哀悼。”

根据几个幸存者对于当时情况之描述，哈密全城百姓除了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之外，几乎被残害殆尽。

在一片直令嗅觉麻痹的恶臭之中，哈里进入哈密城里。算是为帖木儿东征埋下一根钉子，而此时的帖木儿已经到了别失八里，展开了对于瓦刺贵族的邀约，在继续东进之前，他首先要在冬季的时候，解决关于瓦刺的态度问题，因为关系他和明军的战事一旦陷入胶着，那么这些平时微不足道的蒙元残余就会起很大的作用。

不服则屠，这是帖木儿的一贯宗旨，拿哈密开刀，是向别人宣布他对于此次和大明对抗的信心和坚决。屠城是向别人显示自己的铁血，做完这一切后，帖木儿则在别失八里等候着成吉思汗子孙们的反应。

他没有牵挂，如果需要，他可以毫不留情的举起屠刀，百姓不是他的百姓，牛羊却可以成为他的牛羊，成为他军队的粮食，而进入冬季，运输给养困难，对于那些此时还敢反抗他的部落，帖木儿不介意把军队建立在那个部落的灭亡上。

也就是这个政策，让他在中亚可以横行无忌，帖木儿是一只瘸狼，更是一个疯子，更是一个披着蒙古族毛皮的狂热穆斯林。几年前，帖木儿摧毁了钦察草原。由于毁掉塔那和萨莱城，使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商业受到致命的打击，他封锁了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古代内陆通道，抹去了成吉思汗征服所留下的那些痕迹。在其他地方，也像在钦察草原上一样，他摧毁一切，但从无建树。

谁也给帖木儿耗不起，但是帖木儿却将此当成别人害怕他的理由，除了军事上的天才之外，对于外界除了毁灭，他什么也想去做了。

帖木儿静静等待着瓦刺各部落前来的诚意，为此他不在意时间，进入了冬季，六十多岁的他，虽然上次在姚广孝所率领的僧侣手中侥幸活了下来，但是羸弱的身体还是让他不堪西北的严寒。这次他令姚广孝等人从撒马尔罕赶来，就是为了照顾自己已经惧怕寒冷的身子，他希望能到春暖花开时，自己亲自率领大军杀向大明腹地，建立自己一生最伟大的功勋。

他命令哈里继续骚扰敦煌附近，却丝毫不做出准备往嘉峪关的念头，他要给大明一个错觉，那就是大军不会去翻越祁连山碰嘉峪关这颗钉子，而是准备顺着祁连山脉，直接杀入西宁，进入青海。

而此时，他又给大明送去了一纸假象，吩咐手下带着二百匹骏马直奔嘉峪关，一是为了收集地形资料，二是给大明皇帝进贡并负责解释帖木儿汗国出兵的缘由。

那二百匹骏马是贡马，而这次出兵的理由则是为了劝解天朝上国的家事，说是朱棣这次造反，乃是同室操戈，他这次来是为了做和事老而已。为了让大明相信自己的来意，帖木儿在国书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隔代传位的事情在他眼里是匪夷所思的，所以他要劝解朱允炆退位，迎接朱棣登基。

谁也不知道帖木儿为什么这么说，就算是不在乎使节的死活。那也要尊重大明上下的智商吧，这种愚蠢的事情，从一个侵略者的嘴里说出来。是那么的可笑，但是更可笑的就是帖木儿还将这种说法当成真理，从《古兰经》内找到了理由。

但是一个月后，哈密失陷的消息传回京师。再半个月，帖木儿的贡品和国书也传到了南京城内，内阁迅速得到了皇帝的召见。

在感叹帖木儿可笑的同时，也感到了其的心思机巧，用二百匹骏马和一封书信。就表明了一个立场，他这次的侵略是正当的，帖木儿对大明没有野心，反对的只是朱允炆一人而已。也就是说他赞成朱棣当家作主，而不承认朱允炆的合法性，这只是对于个人的宣战，而不是对于国家的宣战。

当然，一手由朱允炆组建的内阁。不会被这样的言辞欺骗。帖木儿的这种伎俩，在罗马帝国或者是一些提倡所谓民主的国家可能能起到一定的离间作用，但对于大明，内阁成员们对于这个老调重弹的话题，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但是解缙在有意无意中，还是流露出对皇帝轻易放出朱棣的事情有些不满。虽然没有说，朱允炆能感觉到。最近内厂的消息还算及时，探听到大明境内的穆斯林有些不安分的迹象。有的穆斯林甚至举家迁移至琉球等地避祸，甚至不排除有的人北上去投奔朱棣。

因为朱棣是真主所指定的大明君主，这是帖木儿说的，不过怎么流传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蒙元时期，回回人大量内迁和汉人混居的坏处终于体现出来，这群信奉真主的伊斯兰教信徒，奉帖木儿为真主的使者，当然说出的话也算是真主的旨意。

虽然这些人淹没在汉人的海洋中，不敢过于明显的暴露出真实面目，但已经引起了朱允炆的警觉。

这股人群不是太显眼，也对于大明的统治造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要是造谣生事却是一些好手，而且不易被发现，因为回回人基本上和汉人从相貌上分别不大，除了一些风俗习惯之外，别的几乎是一样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狂热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有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念头，去做一些在平常人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比如远在万里之外的帖木儿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因为同样的信仰，却使他们不遗余力的为帖木儿造势。而且是冒着杀头的危险。

内厂的种种情报表明，这些伊斯兰教的信徒们，还在影响着有些汉人的意志，而这个消息才引起了朱允炆的重视。

经过内阁合议、参谋部的推算和兵部的统计。建文八年十一月，从湖广军镇、云南军镇再调集两个集团军至陕西练兵备战。同期物资依循前例配备。并加紧武刚车的制造和押运。争取再明年之前，将武刚车的数量提升至一万辆。

同时，霰弹枪和火炮的数量也在增加之中，并逐步开始往辽东军镇输送，每个人都认为皇上准备对朱棣开始进行压力了，不过都保持着沉默，帖木儿的话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朱棣这杆旗帜不倒，西北就有借口造谣。

做完了这一切，朱允炆开始冷静的考虑怎么应对伊斯兰教信徒的小动作，虽然来自于另一个时空的灵魂，不想去用愚民政策去玩弄民心。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他开始重新审视信仰的力量了。

回顾一下，帖木儿通过伊斯兰教，聚拢了大量人心，用信仰发动所谓的圣战，并得到了狂热的支持，而另一个时空中他所知道的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基督教等宗教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导了政治的发展，因此成为宗教、政治、社会、与历史等各方研究者均感兴趣的课题。

而现在的大明更是一样，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百姓的文化层次就不用多说，更容易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宗教人士之言。

而自己前几年大力打击佛教，对于其他宗教比如说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信仰等等却也不是很提倡，导致了在此时的大明，任何宗教都没有受到欢迎，这可能是一个穿越者固有的思想弊病吧。

此时认真的去反思，才觉得要正确引导民众的信仰，自己的信仰就是改变历史的自信。而官员们的信仰就是自己这个皇帝所赐予的权力。而朱允炆却轻易的剥夺了民间百姓信仰的权力。导致了除了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兴起，但是又处于比较畸形的状态下成长。

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制定了对于各制度化宗教“神道设教”、限制利用的基本政策作为祖训。而朱允炆自己除了打压佛教之外，没有想到过去疏导民众的信仰宣泄。这才是最根本的。此时朱允炆才感觉到，宗教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怎么合理的利用宗教，达到引导信仰的问题呢？

朱允炆连续召见方孝孺、解缙以及当时的几个大儒，询问关于宗教的问题。为此，不顾自己以前所限制佛教发展的旨意，特地还召见了几个僧人，以及道士作为参考之用。

经过各种资料的汇集，才知道佛教为大明最主要的宗教。其地位显著，流行普遍，都在道教及其他宗教以上。

这样以来，大明在朱允炆不提倡宗教的政策下，对于佛教的限制在于其社会影响力，包括僧人的数量控制、寺院的数量、寺院经济对大明财政的影响等等，其次才是僧人对大明官员的影响。

在打压佛教的同时，但却没有扶植其他宗教。也不能不说这是朱允炆的一个败笔。这导致了民间对于伊斯兰教的容纳，导致了民间对其的同情，甚至是接受。

这是作为一个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本来对于宗教不感兴趣的朱允炆，也不能容忍，他现在清楚的看到。要想彻底的禁绝宗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建立起一个本土的。由国家扶植的宗教势在必行了。

洪武元年朱元璋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置道录司。掌天下道教。道录司设左右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各二人，其中正一官品最高，为正六品，显示出对正一道的器重。地方上则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管理道教。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道行高洁、精通经戒的道士担任，负责检束道士行为，核实道观和道士名数，道士申请度牒等事务。

而佛教亦然，成立了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宜。两司都属于礼部管辖。

朱允炆作为皇帝，当然熟悉朝廷这些编制，为此他召见道录司中各级官员问事，并要求其作出佛、道总结。找出两者的分别。得出：

佛教的普世性超过道教，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而道教的“拯救”途径，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专门的修炼，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

朱允炆考虑良久，方孝孺请求觐见，那是因为最近皇帝勤于问询佛、道中事，他有些担心，大明以儒教为立国常经，兼用佛教、道教“阴翊王度”。方孝孺害怕皇帝由伊斯兰教引起谣言，作出本末倒置的事情。

在他们的眼里，一个勤政的仁君，问询宗教之事不是一个好苗头。他要劝谏皇帝的这一行为。

方孝孺认为，对于宗教应该取容纳、利用、控制方针，但始终不能使宗教左右国家政务。而对于伊斯兰教的偶然现象，他认为伊斯兰教在民间相对封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

之前皇上打压佛教，方孝孺虽然有佛门中的朋友，但是却未多言，那是因为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大明的生活中，但其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息，两者的思想还是有矛盾的产生。

儒家讲的是入世，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

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原，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

所以方孝孺虽然有佛教的朋友，但绝对不至于站出来为其摇旗呐喊。甚至还会为皇上的圣明感到高兴。但是这次不同，方孝孺绝对不希望皇帝再陷入到宗教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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