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从前唐时的国教，为何会被一个外来宗教挤兑的抬不起头，这件事就要从道家的起源开始说起了。

朱允炆召见了正一教的现任掌教张宇初，这个才四十九岁的掌教，马上风尘仆仆的奉召由龙虎山赶来。

张宇初洪武十年继任为正一教的第四十三代掌教，洪武十三年敕受“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总领天下道教事。能受到皇帝的私下接见，张宇初有些受宠若惊，听到皇上的问题，当然是口若悬河了。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汉朝，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亦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正统；南朝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谣，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第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第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第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佛教的大浩劫。

一直到了宋朝结束，都是道家领先，但是佛教凭着普世性顽强的坚持下来，宣扬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用此来走民间路线，得到了本来就家无余财的百姓大力支持，从而让历朝各代不能下决心将其禁绝。

而道教的修炼。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只适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因此虽然一直排在佛教之前。却因为起步太高，收到了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也得到了执政者的支持，但就是形不成规模。

一直到宋朝灭亡，基本上就没有再起过很大的冲突，可是一切都随着蒙元的入侵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一个朱允炆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名字出现了，那就是另一个时空中，金大侠笔下的长春真人丘处机。

丘处机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后来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外人尊称“长春真人”。

年届七旬的丘处机鹤发童颜、碧眼方瞳，外界纷纷传说他精通“长生不老之术”和“治天下之术”。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成吉思汗耳朵里。

此时的成吉思汗已是耳顺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将至，身边人又向他进言：丘处机行年三百余岁，肯定有长生之术。这样的神仙应该赶紧请来。于是，嘉定十二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言词谦虚、恳切的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

起初，接到诏书的长春真人颇感为难，全真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希望与乱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长春真人想到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人少杀无辜。也是为了全真教的发展，最终决定应诏。

嘉定十五年初夏，长春真人终于到达了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长春真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长春真人便入谏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少出去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长春真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长春真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

长春真人最后完全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可，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蛮夷对汉人的残酷杀戮。

嘉定十六年春，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个年头。由于思念故土，长春真人决定东归。成吉思汗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却遭到谢绝。于是，成吉思汗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建造宫观。

由于成吉思汗的大力支持。引起了佛教的嫉妒不满，但是成吉思汗在位的时间，有了成吉思汗的支持。全真教的积极行动起来，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触动了不少当时的佛教或者是蒙古贵族的利益，这股力量在成吉思汗在位的时候还显示不出来。但是蒙哥即位以后，佛教已经深得蒙古权贵的尊宠，有了官方的支持，佛教徒放手反击。这时候，少林寺的一位长老裕公首先发难。向官府举报道教伪造《老子化胡经》，蒙哥再次不由分说，将佛道两家的领袖人物一齐召到和林城，要他们当面对质，辩论是非。

在和林的万安宫，佛教向全真教徒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最要害的一项，就是指责全真教大肆宣扬的《老子化胡经》。指责该经杜撰了老子西出关。到了印度，最终成了释迦牟尼老师的故事，由此认为三教之中，道教最大。但是这种表现出来的中原地区的文化优越感，恰恰是蒙古人所忌讳的，“化胡”两个字让全真教的教领们百口莫辩。一败涂地。

宝佑六年，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又委托忽必烈主持了一次僧道论辩。忽必烈再次出面。召集两教人士进行大辩论，两教各出精英共五百余人。汇聚到当时的王府开平城，儒家方面也出动领袖人物作为中间人，仲裁两家的胜负，一时内蒙古大草原上汇聚了大量的宗教学者。

但是此次大辩论，在忽必烈的可以维护下，全真教又一次大败。全真教至此遭遇重创，道教经典被焚毁，五百多处道观被勒令交给佛教徒进驻，参加这次辩论的十七名全真教领袖人物，被强行押往寺院，剃发为僧，分头监禁，并发布文告：“其落发道士，遍散诸寺，无一逃失，若去了者，与贼同罪”。像管贼一样“监督修行”，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

全真教的落败，标志着道教的全面溃败，正一教虽然在南方受到的影响小了一些，但是也被佛教压的抬不起头来。

一直到如今，大明建立，在太祖高皇帝一碗水端平的情况下，道教仍只是保持着不温不火的发展势头，论普及性，还不如被朱允炆压制过的佛教。

张宇初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竟然露出一种不安起来，他不敢对皇上有所隐瞒，因为正一教一直走的是高层路线，在官员和宫廷之中占有一定份量，但是这种基础远远不如信奉佛教之千万百姓来的雄厚，他的底气来自于皇家，所以对于皇家的看法保留着一丝畏惧之心。

朱允炆知道，朱元璋不但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甚至可能是无神论者。他对于宗教的基本态度，一直是把宗教看作是可供利用、强化皇权的工具，特别是大明立国之后，朱元璋对宗教的态度乃从利用转为利用中有所整治，并着重于“整治”，要将宗教导入非政治领域，比如说禁绝明教的宗教信仰之行为，明教可是大明立国之初的根本啊。

总之来说，老朱在建立大明前，积极的利用宗教信仰与宗教力量来汇聚其武力、建立正统性，对抗当时的蒙元与其它义军；等到建立大明王朝，则反过来将宗教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将宗教形塑成巩固现王朝、或最少不能对抗现王朝的工具。

这种做法无论是哪个开国皇帝都会使用的手段，他们不敢让宗教保持统一，如果要是佛道二教开始和解，恐怕朱元璋第一个就会站出来将其中一个打压下去，甚至灭掉。因为大明初始是依据宗教信仰而建立的，他害怕宗教的力量，所以对于宗教的态度没有之前的历朝各代皇帝旗帜鲜明。

不过张宇初讲解的道教历史，以及佛道两教之间的争端，使朱允炆打开眼界，在另一个时空的时候，宗教由于科学的进步已经退居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上了，所以他的感受并不深，甚至在另一个时空中，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以至于来到大明之后，丝毫没有重视宗教的事情，就算是压制佛教。也是一时兴起，出于对佛教占地和影响大明财政的考虑。

从来没有站在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本来以为不重要。但是面对着七千万的大明百姓，教育没有跟上的话，还是需要宗教的引导。

在听张宇初讲解的时候，朱允炆想起了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的圣战、甚至那摇摇欲坠的日本武士道等等。不都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有一件灭绝人性的战争吗？

特别是现在通讯不畅的情况下，利用宗教信仰来统治人心，是十分合适的选择。方孝孺言简意赅的指出：“若崇尚者从而有之，则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矣。”清楚的指出：不可过度相信宗教，否则会陷入虚无，如果百姓都如此，则有害为政；但也不能完全不谈，否则会使人民全无所惧。

但是现在大明朝堂上各执一词，解缙上奏时提出：“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必不然也。”他认为大明不必再利用宗教力量。因为“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慑矣，天无变异，民无患害。”

解缙说的话也有道理，宗教的作用无非是使人心顺服；抑制奸雄产生（尤其是试图运用宗教力量的奸雄）；在天灾人祸产生时藉以安定人心；稳固政权等等。

宗教是一柄双刃剑，可伤人，也可伤自己。朱允炆在另一个时空多出的几百年经验告诉他。要谨慎行事。

不过他从张宇初的讲解中，对两件事情比较感兴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武侠中知道的全真教，第二件事就是关于《老子化胡经》之说。

经过了解。《老子化胡经》在蒙元时期被忽必烈焚毁殆尽，已经没有流传下来，朱允炆对此有些遗憾，不管是真是假，对于这个自己未知的领域，他还是想多了解一些，好加以利用。

至于全真教，本来以为张宇初是正一教的掌教，不会对其了解太多，谁知道全真教经过蒙元那些蛮夷的摧残，再加上战火的牵连，早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真正的全真教已经渐渐消散，而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的龙门派。它承袭全真教法，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该派尊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为祖师。尊丘处机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第三代掌教陈通微，号冲夷子，山东东昌人，原为正一派道士，后来转入全真教龙门派，周游各地多年，隐入青城山，于明洪武二十年以戒法传第四代掌教周玄朴，仍居青城山之中。

没有想到正一教的人最后成了全真教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也表示着本土的宗教也开始慢慢的走向合并，可是为什么在另一个时空仍旧是没有能发扬光大呢？朱允炆心里十分不解，但是这个问题就不能再问出来了。

翌日，遣人往青城山寻周玄朴觐见，命张宇初发动门徒，寻找《老子化胡经》的遗迹，甚至是口口相传的痕迹也要注意，这个用意引起了张宇初的极大兴奋，马上领命而去。到底心里有没有把握，可能只有他心里清楚。

建文八年十二月，皇帝昭示，重修武当山玄宫、重修武当山宫观成，赐名为太岳太和山。武当山有72峰，36崖，24涧。紫霄、南崖等峰旧皆有宫，蒙元时兵毁。朱允炆下诏全面新建。

五龙之东十余里，名玄天玉虚宫，紫霄曰太玄紫霄宫，南崖曰大圣南崖宫，五龙曰兴盛五龙宫。又即天柱峰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真武像于中。选道士二百人供洒扫，给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十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严祀事，上资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之福，下为臣庶所弭灾沴。凡为殿观，门庑享堂厨库千五百余楹。上亲制碑文以纪之。

这实际上是建立起了一个兼道教核心区与皇室私家道观为一体的中心。道教之依附于皇室，至此已经无以复加。

这样大规模、极尽豪奢之能事的道观群修建，已经超出了以道教“阴翊王道”的程度，是公开的道教崇拜活动，其社会暗示作用自然不可小觑。

此后，朱允炆借助立训，对太岳太和山宫观的维持，冠冕堂皇地列于国家事务中。这类以国家之实力与权威支持道教的做法，一方面维持了道教的地位，同时也强化了道教对于国家，尤其是皇帝的依附性。

虽然此时还未宣布道教的超然地位，但是善于揣测帝王心思的大臣们，早已经做好了上奏的准备，积极拥护皇帝将道教立为大明国教，因为相对于佛教，道教在儒家的心目中更加亲切了几分。

然而，朱允炆却明白还未到时间，他要先明确道教的根本宗旨后，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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